1927年2月2日，春节。
迎接新年第一件事是祭拜祖宗。烧过子时香后，在中堂祖宗神位前点燃香烛、摆供果，然后，由长辈带领全家老幼，分男左女右，衣冠整齐，肃立两旁，向祖宗神位焚香烧纸；按辈份长次，依次向祖宗跪拜，上酒供饭。
正月初二，新婚夫妇要一道回娘家，并到女方亲戚家拜新年。
正月初四，凡畜马者，乘马到骡马市街一游，谓一年顺利安康。
正月初五，俗称“牛日”、“破五”。此日，市民将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垃圾倾倒于路边或倾于河沟，象征倒掉家里致穷之物，俗称“送五穷”。同时，在家中，燃香烛、烧钱纸、放爆竹，把藏在家中的“穷鬼”驱出门外。然后背着人，悄悄在河边捡回一鹅卵石，谓请回元宝。
正月初七，古人称“人日”。是日，成都人成群结队游草堂纪念唐代诗人杜甫。
正月初九开始，家家户户挂灯笼，内燃蜡烛；各地寺庙宫观、会馆开始点天灯，民间传说此日天上诸神下凡，故燃灯为祭。
正月十五为元宵节，古代又称为“元夕”、“元夜”，又称为“上元节”，或称“正灯”之日、“灯节”。
正月十六，成都妇女结伴游城墙，俗称“游百病”，以祓除不祥。
到了正月十七，百行百业都全部重新开业，迎接新的一年。
张泷也召集了他的决策层，也就是四个克隆人。
“现在，西南的形式怎么样，我感觉即没有发生万县惨案，没有死伤5000多人，也统一了西南，应该很好吧？”
奥黛丽说：“不好，一点都补好。总得来说，现在的民国时期，使中国历史上最悲惨，最黑暗的年代之一。第一，团阀势力割据，团阀的罪恶，罄竹难书，他们草菅人命，庇赌包烟。有的办团数年坐拥百万；有的明团暗匪，坐地分肥；有的焚烧掠夺，过于军队，有的竟掌握军，政，学大权，其淫威肆虐，为一方土皇帝……举例子来说：
巴县团阀申（文英），曹（燮阳），强迫派购枪弹，他们大量私造枪弹，强迫派给各乡人。这是一，还有枪杀政府人员，追杀县长，此外，民怨最大的是征派捐税，他们巧立名目，有过道捐，护商捐，冬防捐，棉衣捐，子弹捐，草鞋捐，还截留政府税款。
川北安岳等十三县练团清乡司令李重光，也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
这些例子太多，我就不举了，基本上，川中，川北，川东有团阀的县份，人人都苦不堪言。川西多属平原，没有土匪藏身的山区，倒没有多少保安团。刘亦菲建议，取缔所有清乡保安团，由政府正规军直接缴械。
对于民怨最大的团阀，就算他们勾结了宗族势力，一样打击不误。只要发动人民群众打他们这些土豪，分他们的财产地产，我们就得到了农村老百姓的支持。”
“第二，土匪太多。川东，尤其是靠近湖北一带，土匪啸聚数百人，甚至上千人的规模，轻辄打家劫舍，重则攻打县城，也不知道怎么就这么多土匪。难怪抗战期间土匪居然也是团结对象，原来真有这么多。对付这部分人，我建议直接重打严打。我们的游击队他们最初也当成土匪，还有来投靠的，但毕竟立场不同，做法迥异，所以，很快就明白我们是一只正规部队。但也联系过了。对付土匪，既然他们抢钱杀人，无恶不作，那就没有什么好客气的，直接一个字，杀！我们的十七万军警，正好做这个工作。其中有三个师是我们成都的师，用作主力部队，能在一年内清剿完所有的西南土匪，这点毫无问题。”
“第三，烟土。现在帝国主义已经不靠烟土来打开中国市场了，所以，我们戒烟也暂时不会有帝国势力的干涉。这点算是难得的好消息。但云南这几十年来，都是种烟土卖钱换粮。不种烟土了，得给云南贵州四川的烟土种植者安排一条出路。”
“第四，帝国主义势力。西南虽然处在内陆，但英帝国，小日本，美国都在重庆有租界，在云南一些县城也有租界。我们要发展，就必须避开他们的监控视力。这点很难，我的计划是，突出成都和重庆。成都完全戒严式的发展。重庆开放出来，吸引外资并且吸引注意力，在重庆多修几栋高楼，多办几家工厂，然后说成渝两地差不多。再不时发布一些两地的照片给各大媒体。在宣传我们西南政府的同时，让人降低戒心，减弱对成都的监控。这是大致做法，具体怎么做还得看形势变化。”
“第五，国内军阀势力。由于我们表现得十分象一个军阀，所以，没有受到他们的敌视。但现在，第一次北伐已经胜利，4.12惨案还未发生，我们必须制定好正确的对国共两党的政策。”
“第六，农民的收入问题。如果我们免费发放工业产品给农民，这无疑能让老百姓对政府感恩戴德，但这样，古龙族的勤劳也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必须讲究有劳有得，按劳分配。刘亦菲的建议是，让城市化，也就是最基本的工业化的动力来带动国内消费市场的飞速发展，通过国内消费市场的发展，来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然后，通过把剩余工业品倾销到沿海一带，建立大中华经济贸易专属区。把国外的货逐步排挤出中国市场，这一点得摩根来做。”
“第七，工人的工资问题。这与第六个问题紧密联系。如果普通农民的收入不增加，那工人生产出来的工业品就找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