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地人对于公众事务的处置方式，虽然经历了千百年时间，却也变化不多。
据说在罗马还是一个强大国家首都的古早年代里，北地人就会公开开会，讨论涉及到大家的公众事务。
在约好的那一天里，所有的贵族和平民都会全副武装的聚集在集会所。然后，发起提议的人站到场中央对所有人讲话。之后，所以相关人都可以站出来补充或是反对。
等到所有人都充分的表达了他们的意见之后，在场的人便公开的表达自己的意见——武器顿地声，敲击盾牌声，咆哮声，嘲骂声——这样，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的发现这一提议有多少人支持，又有多少人反对。
这么做的好处，除了所有人都清楚的了解了事情的始末以及别人的态度之外，也可以有效地避免犯众怒的情况发生——就算最傲慢无礼的人，也不会蠢到在明明知道大家都反对自己的时候，还要一意孤行。
而等到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加，豪族的出现，贵族和平民之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实力差距，再进行这种人人平等的公议显而易见的就不能满足那些权贵豪族的利益了。
因此，那种原始的自由人聚会的形式，就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变——尽管仍旧是所有自由人都有权参与的聚会，但却多了一些裁判者。
这些裁判者往往是当地豪强，人多势众声名煊赫之辈，他们的裁判虽然未必能够代表大多数自由人，却绝对代表了当地权势最大的一群人。而他们的权势本身，也能够保证决议的执行。
当然，这样的改变，难免失去了公正、公论，多少有些仗势欺人的味道在里面。可对北地人而言，仗势欺人才是再正常再合理不过的事情。
不过，这样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当同一地区的两个或者多个人多势众的大家族之间产生矛盾时，本地的自由人聚会就无法解决问题了。
有个笑话是这么说的——自耕农和自耕农之间有矛盾，自由人集会一调节，矛盾没有了；自耕农和贵族之间有矛盾，自由人集会一调节，自耕农没有了；贵族和贵族之间有矛盾，自由人集会一调节，自由人集会没有了。
这样的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一直以来也确实是北地自由人集会的一个问题。
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北地各国国王采取了设庭的办法——在各地设置几个大的集会区，每个集会区由几个地区共同组成，各地区分别派出代表，共同担任裁判者，也就是长老。
因为由多个地区的豪族共同组成，所以实力更加强大，和那些一地豪族比起来也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而且大部分人都和纷争双方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所以往往能做出足够公正，令人信服，也能够被有效执行的决议。
但事实上，随着北地各地区的频繁交往，当广泛的联姻使各地的亲缘关系越来越近之后，这种庭议也就和之前的自由人集会差别不大了——就算是来自三四个地区的长老们，相互之间也完全可能扯上一些或近或远的姻亲关系。
因此，渐渐地，“只能用来调解自耕农和自耕农之间的矛盾”的情况，就又出现了。
这种情况，即便是卡努特君临北地，也没有任何好转——那些得罪了一地豪强的平民如果不想忍气吞声，就只有远遁海外。
但卡努特在各地巡游的审判则使自耕农们看到了一线转机——凭借自己身为四国国王的权势，卡努特可以让那些地方豪族也不得不低头；而设置在各地的战士大营则成了自耕农们得以和卡努特攀附关系的有效途径——因此，和各地长老会比起来更加“公正”和“有效”的卡努特的裁决，就成了被自耕农们认可的最终调解方式。
而对各地豪族而言，卡努特组织商队所带来的利润分红，推广新技术所带来的农牧增产，都使他们能够获得足够的利益——因此，在卡努特的权威面前低头而损失一点面子，甚至出让部分利益，也就不是什么太值得在意的事情了。
这样，尽管卡努特自己尚未意识到，但他的裁决已经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北地人所公认的“最终裁决”——而且，在他做出什么明显的无理偏袒以至于失去人望，或者在战场上遭受巨大损失导致实力受损之前，这种拥戴很难被动摇。
基于这种举国拥戴，当卡努特做出“基督徒缴纳十一奉献；古神信徒按时献祭并参加马肉祭典”的裁决后，整个国内的秩序便重新安定下来——而这一裁决，也成为北地王国法律的一部分。
面对卡努特的裁决，格里姆凯尔虽然满心愤恨，却也并没有采取报复行动的念头——毕竟，说起来他也算是北地人了，对于“鼓动德皇挥师北上干掉异教徒”这种事，心里想想可以，说出来吓唬吓唬卡努特也可以，真的去做那就是不能容忍的了。
再说，德国人真的北上的话，卡努特势必调集全国的军队和德国人作战，到时候到了战场上，死的绝不仅仅只是异教徒而已。
但和理智、克制的格里姆凯尔不同，参加大会的，还有几名是来自德国的教士——在见识到了异教徒国王的嚣张气焰之后，尽管和格里姆凯尔开会时大家也都表示要在布道上胜过异教的祭祀来证明主基督的荣光，但私底下，这些德国教士还是认为有必要让那个不可一世的异教国王见识一下基督徒的威力。
而且，无论怎么看，一个异教国王显然也不如一个基督徒国王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