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大港阿巴丹。全身包裹着布料的妇女们，在椰枣树荫下躲避着正午炽热的阳光，她们用莎草辛勤的编织着草席，这种精美的编织物，在万里之外的大汉帝国，特别是气候炎热的南方各省，受到普遍的欢迎。
阿巴丹以盐业和草席闻名于世，但最近几年，这两个经济支柱中的前一个，已在大汉的打击下彻底破产，大汉帝国的商业可以说渗透到了整个世界的。
所以整个波斯编织草席的妇女群中，渐渐开始有失业的男性盐工加入。
信奉光明神的波斯人，被阿拉伯帝国征服的时间并不久远，新的征服者就已经来到了。
对于如今的波斯人来说，和大汉的贸易，能抽取丰厚的税收，撵走汉商，只会把他们推向波斯湾对面的埃及，便宜那些可恶的马木留克。
没人愿意和大汉帝国叮当响的金币为难，没人愿意把财神推向红海对岸的敌人，所以，阿鲁浑率军离开后，总督们对汉商越发客气了。
只不过。一切都得服从大汉建立的贸易秩序，波斯的羊绒地毯、莎草席、猫儿眼，细兰的红蓝宝石和象牙，埃及的黄金和小麦，印度的檀香、长绒棉，大汉帝国只需要这些，而其他的特产，比如驰名世界的印度土布，蜚声中东的大马士革钢刀，还有阿巴丹的海盐，则在大汉帝国强悍的工业体系之下直接崩溃。
当然汉国并不需要大马士革刀，毕竟那玩意的锻造技术似乎还是华夏流出去的。如今已经继承了全部华夏古文明的大汉帝国想造出来并不是什么问题。
在这里从陆地到达大汉，要翻越险峻的葱岭。要穿过黄沙漫漫的塔克拉玛干，再进玉门关，河西走廊入长安，波斯商人满载的驼队得走上整整一年，也许还走不到，这一路之上万里之遥，恐怕一个弄不好就会交代在路上。
可大汉海船从广州港到阿巴丹，只需要短短的半个多点月就行了！一艘船装载的货物。就相当于几百上千匹骆驼！
所以在这场贸易战中，波斯商人的溃败简直理所当然，阿巴丹的盐业凋敝也顺理成章，现在的盐工贾胡尔加入编草席妇女群中，还会引来善意的玩笑，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会见惯不惊。
如今已经不是故宋也不是以前的华夏王朝。刘宇的大汉帝国已经进行大量的改革，商人，商业当然就是首当其冲，刘宇第一个动手的就是商业。
故宋三百年间儒家耕读传家的文化浸淫，让年轻官员和自耕农的身价也颇为不低，只苦了工人们——重农抑商思想下。工商无疑是“贱业”。
一千多年前，人们就知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道理。重农抑商人为地抑制了人们发财致富的通道。那么，历代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重农抑商‘。甚至‘殴民归农‘呢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商业，可以增加社会的横向联系，打破彼此隔绝的地域界限，在各个独立的社会个人之间架起互相勾通，互相依存的桥梁，在追逐利润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协调各行业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生产和消费。
促进商品与货物的流通，从而积极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而社会财富的增加又必然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从而增加其受教育的机会，促进科学、技术、艺术的发展，而人民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又必然导致对**统治的否定与反叛。
自由商业活动对社会所起的作用效果，恰恰与集权的**统治形成尖锐的对立，集权统治要求人民空间位置凝固，彼此之间杜绝横向联系，保持小农经济的统治地位。
以实施人身控制和弱（贫）民术，自由商业活动尊崇的是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其基础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与等级制，特权制是水火不容的。
而且商业可以促进人力，资金，技术，信息，商品等的横向流动，这又是对人身控制的极大危害，势必威胁**制度的根基，统治者不遣余力地抑制它的发展就不足为怪了。
而在古代华夏，代统治者有一种天生的政治直觉，自由经济发展壮大后一定会冲毁作为**统治基础的愚民术和贫民术这二条大堤，终至淹没，埋葬**统治制度，所以不遣余力地将其控制在摇篮状态，这种直觉深具眼光，从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即可明见这一点。
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始于十五世纪，由于欧洲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自由商业一向比较发达（英、法等国历史上的‘重商主义‘学派甚至认为财富直接来自商业活动）。
商人在逐步控制了金权之后，更进一步要问鼎政权，终致设置议会，监督国王，并成为维护商人以及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工具，由此导致了代议制的产生。
从而大大打击、限制了国王、贵族的特权，并将其行为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
可是这些统治者似乎忘记了，一个客观存在的道理，经济活动中的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四个环节必须互相配合，互相融通，才能互相促进，工商业为农业生产提供必要的技术，资金，信息等，农业才可能发展，进步，人为将其对立起来是严重违反经济规律的行为，绝对不可能达到繁荣经济的目的。
表面上看重农抑商似乎是为了重农，其实从抑商的实际效果看，它不但没有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反而使农业变得死板和僵化，长期停滞于简单再生产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