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华夏的历史上，没有殖民地的概念，无论班超取西域，还是郑和下西洋，都是宣扬国威为主，获取经济利益为辅，甚至根本就不获取经济利益，干脆赔本赚吆喝。
为了皇帝一个人的面子，为了万国来朝的虚荣，就放弃实实在在的利益，这可不是刘宇的做法，他任何时侯都记得华夏千年的教训，自然不会在自己做了皇帝之后，还让人来捡便宜。
刘宇要求的是重实利，一个国家需要的是利益，尽管面子也需要，可是面对利益那是这些玩意都可以完全抛弃，面子也得靠边站。
在原本的历史之上哪怕是后世，帝王永远最在乎还是面子工程，为了那个所谓帝王尊严，当然是他们个人的尊严，可以抛弃所有的利益。
在后世，一个北京奥运会似乎给予全世界的人唯一感觉，就是华夏有钱很有钱，而四年后的伦敦奥运会呢，那就坑啊只能用乡巴佬来形容了。
难道才刚刚起步几十年的华夏，就比曾经霸主呢英国更加有钱了，你信还是我信，至少我是不信，也根本不可能，唯一的结果那就是我们的哪位统治者装逼。
当然这也怪不了他们，华夏帝王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情也不是从红色政权开始的，而是历代都有的事情，而红色政权只不过是刚刚继承了而已。
当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统治者。面子不可能不要，不然根本就成不了大国。可是面子那却只是次要的存在，并不是关键。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发展，需要的还是里子而不是面子，相对于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来说，那面子就不再是什么问题。
甚至只要拥有足够的可能，亦或者说是可以的利益，面子这个玩意随时都可以抛弃，哪怕是帝王也要做好虽然抛弃的存在。可是华夏帝王似乎却往往做不到。
华夏帝王的要面子，是天下闻名的。封建统治时期，贵为一国之君的皇帝在这方面表现尤盛，他们为了维持“天子威仪”、“天朝中心”的面子，简直到了病态偏执的地步。
公元前200年，刘邦继位第三年，以长安为都。萧何极尽财力，为刘氏王室大治未央宫。
刘邦征韩信回来，见宫室太过奢华，心有不安，问萧何道：“百战之后，民生凋敝。大乱虽平，隐患未止，何以耗费民力做这等规模？”汉初民生凋敝，史书上是有例证的。刘邦想用四匹颜色一样的马来拉车，举国上下都无法凑齐。丞相出门也只得用牛拉车。
萧何巧妙地回答说：“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
意思是说正因为万事草创，才是重建家园的好时机，您贵为天子四海为家，就要靠冠盖天下的巨宫显室来撑威，而且还要让后人再也无法超越。刘邦听了大悦。
萧何摸准了皇帝老儿的心理，当年打进咸阳城，刘邦一屁股坐在皇宫里不出来，在后宫抱着戚夫人坐在腿上玩，张良硬请才肯出宫。叔孙通制朝仪，刘邦嘴皮子笑得合不拢。
萧何知道这个亭长出身的流氓主子拎着脑袋打天下，骨子里最终是要坐天下享福的。我不惜民力，耗费巨资，建设如此奢华的宫殿，不就是为了体现你的权威和财富、尊贵和强大嘛。对萧何的逢迎，爱面子的刘邦一一笑纳。
隋炀帝杨广，是历代皇帝中有名的会要面子、死要面子的主儿，在生活处事、内政外交出足了风头。他在大业元年、大业六年、大业十二年，12年间曾3次乘龙舟巡幸江都，乘坐的龙舟上下4层，高45尺，长200丈，最上一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层有120房，全部用金玉装饰，耀人眼目，而且规定拉船的80000多名民工都穿锦绣华丽的衣服。船舟连绵200余里，两岸骑兵夹岸护送。路过的州县500里以内都要献食，极尽水陆珍奇，吃不了的就地弃埋。
大业六年元宵节，为了接待西域各国酋长和商人，充分展示大隋朝的盛威，
“于(东都洛阳)端门街盛陈百戏，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
又下令装点市容，要求檐宇统一，珍货充积，店设帏帐，人穿华服，卖菜的地方要铺上用龙须草编的席子，街道两边的树上也要披绸挂缎装扮得五彩缤纷。
客人经过，酒店老板要邀入进餐，“酒饱而散，不取其值”。
还要谎称：“中国丰饶，酒席例不取值！”史书上说，农历正月正值北方千里冰封的时节，隋炀帝便命人用绢帛缠树，给不明真相的客人说这是“仙晨帝所”。对此，有的西域人当面质疑：“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可见，摆阔的结果不仅没有让客人感激涕零，反遭质疑，“哂其矫饰”。
在他的折腾下，隋王朝早已危机四伏，水旱蝗灾使百姓饥寒交迫，苛捐杂税又频频激起民变，天下大乱。公元618年的一天，宇文化带领禁卫军哗变，要砍死隋炀帝。自觉大势已去的隋炀帝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面子”，还厉声断喝：“天子自有死法，何得加以锋刃！拿鸩酒给我！”一生追求“面子”的隋炀帝，在面临国破家亡的情况下，他最后的努力竟是求得一个有“面子”的死法。
这两位只是例子却不是唯一，整个古代史上皇帝爱面子爱的更加疯狂的有的是，比之这两位还坑爹那是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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