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平二年（西元185年）的这一场瘟疫，蒋通的蝴蝶翅膀毕竟还是小了点。所能够造成的影响实在有限。到了这一年的十月，天气开始转凉，瘟疫逐渐平息的时候。大汉帝国十三州因为这场瘟疫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七百万以上。这对于刚刚将黄巾起义镇压下去的东汉政府来说，无疑又是一个重创。
在这一年，时代的主角们开始凸显出自己的与众不同来。
刚到而立之年的曹操，担任济南国国相。热血正义、嫉恶如仇的愤青属性仍然和二十来岁担任雒阳北部尉的时候一个样。济南国也是一个世家大族密布的大郡。高门大户林立。在去年的黄巾起义中，算是青州几个郡国里保存比较完好的大郡之一。在曹操上任以前，这里的世家大族把持了济南国的所有孝廉举荐名额，侵吞国家土地，欺压平民异常猖獗。历任济南国相都是睁只眼闭只眼，只求自己任上相安无事。又或者和本地世家狼狈为奸，只求任期内捞够好处。至于平民的生死，拜托，平民又不能决定本官的官职前途，为啥要为了你们这些屁民而耽误本官的前途呢？所以曹操上任以前，民间无数的冤屈无法申诉，各地衙门的状纸堆积如山。
曹操上任后，主动接手这些陈年旧案，断事公平公正。抑制豪强，保护平民。瘟疫大起的时候，曹操严格执行蒋通的防疫十法，对朝廷分发的、自己通过私人关系找蒋通索要的百浪多息，在全国大多数郡国的太守都卖一万钱一粒的时候，仍然坚持三文一粒售卖！整个济南国民间对曹操感恩戴德，赞不绝口。而济南国的世家大族们对曹操是咬牙切齿。最后大家集体向雒阳告状，说曹操在济南国搞得民不聊生——其实是官不聊生。最后中央政府觉得曹操这样高调的乱搞实在不像话。就免去曹操的济南国相职位，平调曹操去兖州做东郡太守。殊不知曹操此时已经是心灰意冷，干脆辞官不做，回老家隐居去了。
孙坚孙文台，先是进入朝廷担任议郎，不久就跟随太尉张温出兵凉州。董卓这时候也在张温麾下听命。但董卓不听张温的指挥，在和凉州叛军的作战中首先注意保存自己的实力。孙坚对此极为愤慨，多次私下、公开要求张温杀掉董卓。虽然没能得到张温的同意，但董卓从此对孙坚有了心理阴影。
刘备刘玄德，在这一年做了冀州刺史部中山国安熹县的县尉。上任没多久，朝廷下旨：凡是在黄巾之乱中依靠军功起家，担任内地各个郡县都尉、县尉的平民，都要重新进行考核——其实是想再收一次买官钱。而各个郡国的督邮们，绝大多数都把这次考核当成了自己发财的一次绝好机会。对各地新上任的平民出身的都尉、县尉们公开索要巨额贿赂。刘备先生这一年二十四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面对索纳无度的本郡督邮，直接绑了起来，一阵鞭子猛抽。这么一抽爽快是爽快了，可是也把自己的副县级公安局长给抽没了。不得已，只有暂时回家去。不过虽然官丢了，名声却大了。因为全国各地有无数同样背景的都尉、县尉们感同身受啊！
在这个极度黑暗腐败的大环境里，新时代的主角们无一例外的展现出了自己坚持正义，坚持原则的本质。虽然也因此必定会遭遇到挫折和暂时的失败。但是他们的品质以及后来历史的选择正好说明了：他们能够从时代的选择中脱颖而出，绝不是什么单纯的侥幸。
蒋通的运气比上面的三位主角都好。首先渤海郡不是什么高门大户林立的繁华大郡，蒋通要推行政令本身遇到的阻力也不是很大。而中平二年的这一场瘟疫，在蒋通的努力下，在全国其余的一百零六个郡国，每个郡国死亡人数都以万为统计单位的时候，渤海郡的死亡人数却控制在了一千人以下。仅此一点，蒋通在全渤海的威望就到了顶峰。而借着抗击瘟疫的名义实行的各种严刑峻法，虽然在一开始遭到了世家大族和普通民众的激烈反抗，但在随后的实际效果下，却得到了广大的认同，在这样的基础上，蒋通要施政，受到的阻碍就更小了。
不过反对和不满的声音并不是没有，而且不光是渤海郡，在全国乃至朝廷中央，对蒋通的质疑声相当的不小。
质疑的声音不是因为他的防疫十法，而是那天他当着一众心腹和蔡邕、高览所说的义利统一论。这个东西简直就是在挖士族的祖坟：因为士族的本质就是权利要大大的享受，义务尽可能不尽。所以义利统一论被蔡邕、高览传出来后，很是引起了世家大族们的警惕。而由此造成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本来在防治这场瘟疫中功勋卓著的蒋通，居然没能升官进入中央，而是仍然被摁在渤海郡这个偏僻小郡的太守位置上——可是，这不就是蒋通那天晚上不避讳蔡邕和高览的目的么？不过现在这个时候直接和世家大族做对仍然是很不明智的。曹操就是榜样了。所以蒋通必须要和世家大族和解：所谓我怎么说的其实不重要，各位还是先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蒋通前世毕竟在政府大院里生活了几十年，知道做官的基本准则之一就是分享。贪官们要和周围的其他官员分享贪污所得，清官们要和身边的同志分享理想和名声。只有这样，做官才能长久。所以蒋通在瘟疫差不多平息，全郡解除戒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和渤海的世家大族们，一起瓜分流民。
渤海郡因为在黄巾起义中没有受到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