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决定三秋大忙后，银河大堤工程开始上马。不久，县里成立了指挥部。正指挥长由县委副书记甄英魁担任，副指挥长是原龙脖水利工程指挥长白驹，梁志已回县里任团县委书记。各公社都组建了以党委第一书记为首的前线指挥部，指挥部就设在工地附近的村里。干部们分段包干，包大队，吃住在工地。
银河湾公社因堤线长，为便于领导，分成了东西两段，程高山及公社主要领导驻在西段指挥，是总指挥部；副书记李为民驻在东段指挥，称东段指挥部。屈龙被分到东片的老大难大队沟口大队。屈龙到那个大队后，连夜召开了大队党支部成员会议，传达了公社党委的决定。第二天，召开全体党员、大小队干部会议，统一思想，武装骨干。接着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做总动员。
在那个年代，红薯是银河湾一带人民的主要作物。吃的是它，花钱靠它。每年冬季，很多大队都是靠磨粉、下粉条卖钱过年。一年花销也几乎全靠粉条、棉花卖的钱分红。屈龙为了使社员生产生活两不误，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文章。他在组织骨干和动员大会上反复说：“同志们，任务重，时间紧，咱们不能不过春节，没钱花咋办？但我们也得完成指挥部分给我们的工程任务，我粗略算了一下，咱大队的任务按劳力包干，那个队保质保量完成任务，那个生产队就可以下粉、赶集，准备过年。但丑话说在前头，如果那个生产队不能保质保量完成任务，春节可不得过。”
社员们一听都说好。第二天各生产队的社员都上了大坝。
这天晚上，公社党委委员老陈来到沟口大队对屈龙说：“别的大队都是开大会，抓几个阶级敌人斗一下，看谁敢不听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你不吭不哈上了工，小心有人给你捣蛋！”
屈龙说：“社员的积极性已调动起来了，各个生产队都上工地了。”
老陈说：“不行，各队的下粉条锅头不扒，你稍不注意，有人就偷着下粉条了。”
老陈是程高山手下的五虎上将之一。哪儿工作开展不开，就派他到哪儿去。程高山听说沟口大队没有什么动静就上工了，怕工作有难度，便派老陈来看。老陈放牛娃出身，解放战争时参加革命。在一次执行任务时，他所在的连队被敌人包围。他只身突围，跑掉了鞋子，光着脚跑到师部求援，立了三等功。解放后转业地方，曾任乡武装部部长，公社党委副书记。五八年大跃进，犯了刮“五风”的错误，被撤职。调到银河湾后，又被选为党委委员。工作大胆泼辣，敢说敢做，敢负责任，连几个副书记也让他三分。屈龙也很尊重他。屈龙见老陈这么说，便不再做声。
第二天一早，老陈带着沟口大队支部书记老朱和大队几个民兵，每人背了一把镢头，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的检查。见了下粉锅头，二话不说，上去就扒。果真还有一个生产队还在偷着下粉条。老陈抓住这个典型，大发雷霆。支书老朱大喝一声，民兵们便把几个下粉条的社员捆起来。几个下粉条的人说：“不怨我们，是队长派我们干的。”老陈马上让支书派民兵把正在工地干活的队长叫了回来。
全大队停工，召开群众大会。下粉条的生产队长被五花大绑，脖子上挂了一个白木牌，上写“破坏农业学大寨，罪该万死！”站在台上受批斗。支书老朱土改时任民兵队长，农业合作社时任社长，公社化后任大队支书。他不识几个字，脾气暴躁，沟口大队没人不怕他。他因工作忙、有时顾不上吃饭，便买了一个火烧馍，藏在袖口里，瞅空便啃一口。这时他忘了在会场，有时间趁空啃了嘴馍。很多社员一见都偷偷笑了。老朱披了一件对襟黑棉袄，总是三个角掉在下面，只一个角在肩上，却总也掉不下来。这时他向上扯扯棉袄，亮起铜钟般的声音指着被捆的队长说：“社员同志们，这个人就是典型，谁再敢下粉条，就是这个样子！”
会后老陈教训屈龙说：“我们听老朱一汇报，就知道你的做法不行。鬼怕的是“恶人”，对那些儿顽固头，不整治，工作就开展不开。”屈龙只是笑着点头。
老陈进驻沟口大队后，屈龙被公社副书记李为民要到他所负责的东片指挥部任秘书。
李为民教师出身，为人宽厚温和，工作认真负责。在大坝工地上总是早上第一个到工地，晚上最后一个离开工地，哪儿工程艰巨，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群众威信很高。屈龙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优秀的品质和作风。屈龙认真完成李书记交给的每项任务，成了李书记的得力助手。他们之间无话不谈。
特殊时期中的多次反复，使屈龙对自己的前途产生深深地忧虑。一天，屈龙和李书记一块到工地去，他们一边走，一边闲聊。屈龙半开玩笑地说：“李书记，今天我跟着你马前马后得奔跑，将来有一天形势变了，你们升官发财，我们这些以农代干的人不要又做了替罪羊!”
李书记笑了说：“看你说到哪里去了！”李书记又用眼睛审视了屈龙一会儿，认真地说：“屈龙，你还年轻，有机会还是上大学吧！不然你真的要窝在银河湾了！”
屈龙在玉月走后就有这个打算。只是害怕别人说他不安心在农村工作，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所以不敢向领导提出，现在经李书记一提，便高兴地说：“如果领导同意，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