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部尚书温大雅又奏道：“臣就治黄一事奏明圣上，每年朝廷都有下拨款项用于治理黄河，黄河每年都有不同程度决堤，朝廷也每年督修河堤，该何时征河工，何时防灾守讯，这都成了惯例，但黄河绵延数千里，要想彻底止患是不可能的，朝廷财力也有限，不可能老拨太多银子，这就是说，治黄也只能尽力而为。但是，有一件事是历年未曾关注的，那就是灾民安置问题。每逢黄河大决堤，流离失所的灾民多则数十万，少则十万八万，这些灾民多都是往南迁徙，远离黄河，找个合适地方才定居下来，可迁徙途中，饥谨病死者不计其数，往往灾民中有铤而走险的，聚众为匪成患的，大有不利于大唐之安定。臣奏请圣上，每年拨适当专项银两，赈济和安置灾民，以防生民意鼎沸之事。”
李渊听道：“此事早该奏报，工部立项调查，饬令易受灾区各州每年谨视灾情，一旦出现灾情，即疏散灾民，迁徙途中，一路赈粥，灾民一旦定居，发种助耕，赈济抚困，此项朝廷每年拨银三十万两，不足部分，各无灾州县有灾民定居者，负责筹措安置银两，万不能滋生饥谨灾民生变之事。”
工部尚书温大雅应一声：“臣尊旨。”
长孙无忌听工部尚书奏赈灾之事，正中下怀，看工部尚书奏报完毕，偷偷朝李世民看了一眼，即上前奏道：“臣请奏圣上，东都洛阳历来是兵争之地，原王世充残余仍有未肃清者，故平东都之后，洛阳一带仍有匪患。陈武通虽统兵镇屯东方各州，可洛阳守兵确实太少，洛阳地势险要，谨防其患胜于不防，故臣请奏，调兵镇守洛阳，以防生变。”
说完递上奏章。李渊听着，又接了奏章看了一会，锁眉沉思一会道：“洛阳靠近黄河，每逢灾年，灾民都涌向洛阳一带，况且匪患尚存，灾民虽受赈济，但防患于未然确属应该，诸位爱卿对此事还有何奏报？”李渊目光又在群臣间逡巡了一回。
那时李世民看准了时机，即上前奏道：“臣以为黄河治患一向由工部督办，赈灾安民是安定良策，洛阳险要之地系国家之安危，增兵镇守是万全之策。既然工部每年督办黄河治患和赈灾，何不如连洛阳镇守兵权一起交由工部统率，让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直接坐镇洛阳，兵力不足，可从臣府中调车骑将军张亮领一千人马随同镇守。”
李渊听着，默默点了点头。那时侯太子和元吉听李世民这说话，脸色骤然阴沉了下来。他们心里知道李世民此图是想经营东都。
李元吉见李渊默默点头，生怕李渊说出准奏二字，急忙上前奏道：“臣有事请奏皇上。”
李渊听了点头允奏。
李元吉道：“温尚书坐镇东都一为赈灾，二为防患于未然，此二项都是国家安全之计，实属良策，但秦王所奏却有些不妥，让秦府车骑将军张亮领兵镇守东都，不足以让朝廷放心。东都既是险要之地，让陈武通从各州抽千把人马增守东都足矣，又何必从秦府护军中调去张亮和一千兵士呢？纵然秦王别无他意，但以亲信守要害之地，总难免让人生嫌隙之心。”
李元吉说着，总觉自己说话有欠理之处，经不起别人批驳，可一时又难找出更好的理由，说完便感到有点耳根发热。
果然李元吉话音刚落，杜如晦便上前奏道：“启奏圣上，臣以为秦王所奏是以国家社稷利益为重，没有可生嫌隙之理，秦王为国家社稷安全之计，抽调自己府上护军镇守东都，此为赤胆忠心，光明磊落之举，为何要生嫌隙之心呢？请圣上明裁。”
杜如晦说完，房玄龄又接道：“陈武通统兵镇守东方各州，各州镇守兵员都在兵制计划之内，假如从陈武通所统各州中调兵，势必牵动东方各州兵制调配，抽调的兵员还得再从其他州调兵填补，这岂不是多余的劳兵伤财之举？请圣上明察。”
工部尚书温大雅听房玄龄说完奏道：“秦王所奏有理，臣愿往洛阳坐镇，张亮将军是老熟人，率兵与臣一起镇守洛阳是最好搭档，臣是文职官员，素不韵通领兵之事，与张亮将军熟悉，遇事好商量，倘若派个与臣素不相识之人，脾气性格很难摸准，一旦遇事，调起兵来恐有令行不尊之事，望圣上明裁。”
李元吉想不到几位大臣连续上奏，本来他就想不到李世民今天上奏这件事，仓促之间那里找得到可靠理由辩驳？再加上几位大臣接二连三的奏词都袒护着李世民，他那时脸一会儿青一会儿白，根本找不到辩驳的言辞，偷眼看太子，也霜打似的低着头出不了声。
那时温大雅面奏完毕，殿上鸦雀无声，李渊皇帝仿佛有些倦怠，捂了嘴轻咳一声，抬头目光朝众大臣扫了几回，看看无人说话，便道：“洛阳险要之地，又靠近黄河灾区，每年数万灾民涌向洛阳，长期兵员不足，朝臣皆熟视无睹，这些年来，你们跟朕驰骋纵横，胜仗打多了，西线颉利和突利算是强大，也被你们征服了，国家太平了，大家都麻痹了，像洛阳守兵不足之事，这么长时间竟没有人想到。就连朕也未曾想到，这样危险呀！”
李渊停顿了一下，接说道：“不要小看一个洛阳，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当年朕不就是在小小的晋阳起兵吗？偌大一个隋炀政权硬让咱掀了个底朝天。倘若洛阳真的起兵祸，与京城不足千里，边关重兵难以一时抵达，京城之险可想而知。长孙卿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