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这座几经战火的城池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又重新繁昔日处处伤痕的墙城已经整修一新，街面上人来人往，各种货物琳琅满目，在大街上走上一圈，各种吆喝声不绝于耳。
夏完淳和杜登春两人踏入淮安街头时看到的正是这个情景，这里几乎找不到两次战争的一点痕迹，仿佛是一个已经承平了数十年的城池。
淮安之所以能这么快的恢复，是因为这里有盐，淮盐，淮盐因淮河贯穿整个盐场而得名，北起苏鲁交界的绣针河口，南至长江口这一斜形狭长的海岸带上，有着全国最广阔的沿海滩涂，而且气候四季分明，正适宜于海盐生产。
早在吴王阖闾时代，这片海岸就开始煮海为盐，汉武帝招募民众煎盐，昼夜可产千斤。
唐代开沟引潮，铺设亭场，晒灰淋卤，撇煎锅熬，并开始设立专场产盐。到宋代，煮海为盐的工艺已很非常成熟。
作为小农经济的封建王朝，盐是唯一每天所有人都要用到的商品，唐、宋以来，盐课常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而两淮盐课又占全国盐课收入之首，两淮盐业对于朝廷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到了大明，盐课收入下跌到税赋的十分之一，这是因为大明初期，盐法和边计紧紧相连，盐政立法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国家对盐业的控制，通过输粮、输米或纳粮米及其他军用物资领取盐引到盐场支盐经销的方式，来解决边疆驻军的吃、穿、用，从而巩固边防。
这种盐政边政相结合的政策称之为开中制度，这个开中制度，使得明初时边疆百万大军几乎不需朝廷供养就能自行养活，为此，朱元璋得意的讲：“朕无需一两饷银而养百万大军，到仍亘古未有之举。”
可见，大明财政对盐业的依赖非但没有比唐宋时期减轻，反而加重，不过，这个令朱元璋无比得意的开中制度到了明中期就破坏殆尽，由于盐业的巨大利益，官员、勋贵、太监互相勾结，倒卖盐引，私自夹带，使得商人辛苦运粮到边关获得的盐引价值大为降低，入不敷出之下，再也没有人肯运粮到边关。
到了成化年间，开中制度再也无法执行下去，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巡抚右都御史刘敷疏请两淮水乡灶课折银，每引纳银三钱五分，开始了开中纳银的试行，弘治四年叶淇为户部尚书，着手将开中折色推行全国，朝廷正式命令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不等，至此开中折色制度正式确立，商人不再需要运粮到边关换取盐引，而是直接交银换取盐引。
开中折色后，朝廷在盐政上的收入大增，张居正主政期间，每年朝廷盐税收入一度高达五六百万两，其中两淮盐税每年贡献二百余万两，除去给边关的各种开销，盐税一年可以节余一百万两，张居正死后，太仓存银因此高达一千多万两，万历年间能够支撑大明进行三大征，实赖张居正留下来的一千万两存银。
现在南明朝廷在盐政上还是继承原来地开中折色制度。只是盐税地收入却少得可怜。以弘光元年为例。朝廷在盐税上地收入不过三十多万两。其中两淮盐税依然占了大半。缴纳了二十余万两。可是它最高峰时相比。只有差不多十分之一。
这么少地收入。当然不正常。虽然说大明丢了北方数省。两淮盐业无论是生产还是销售根本没有影响。北方数省原本吃地就是长芦河东方面地盐。而且两淮盐业还一举夺得了山东灵州盐场地销售区。盐业生产只增不减。
一个朝廷地吏治几乎决定了一个王朝地成败。凡是国家初期。莫不是吏治清廉。官员兢兢业业。国力才能蒸蒸日上。若是到了中期。吏治渐渐**丛生。朝廷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到了后期。吏治积重难返时。王朝就离崩溃不远了。
眼下南明完全继承了以前大明地官吏。这已是一个王朝地未期。吏治自然谈不上清廉。王福心知肚明。只是以前顾虑若是动了吏治。会引起官僚和士绅地离心。在没有击败满清之前。根本没有作整顿吏治地打算。为地就是在自己对满人御驾亲征之时。各级官吏不会扯后腿。可谓是用心良苦。
如今满人地文字狱几乎将南北官僚。士绅全体得罪。加上有前次大胜满人地战绩。王福完全不用担心官僚士绅还会对满人
靠。这种情况下。王福对于吏治地**再也难予容忍
今年上半年，大明财政迎来了一个丰收年，海关收入五百三十余万两，银行铸币收入七百五十余万两，仅两项收入加起来就有近一千三百万两，而作为正税的田赋只有三百五十万两，盐、铁、茶、瓷、丝各项的专卖半年只有四十余万两。
三百五十万两的田赋，分摊到大明上亿民众中，每人不过交纳三分五厘银子，一年两次也不过七分银子，只能买七升大米，这样算来，大明的赋税实在是轻的不能再轻，事实上民众却是深受苛捐杂税之苦，为了完成官府的赋税，即使是在南方富裕之地也有人一年难得吃几次饱饭，虽然没有饿死之忧，也是穷困潦倒。
一个成年人，即使是五口之家，一年的赋税也不过三钱五分银子足予，当然不至于完不成，只是地方官层层加码，到了最下面，早不知翻了多少倍，而且这一亿人中，直正纳粮的恐怕一半人都不到。
不厘清吏治，朝廷即使减税也落不到百姓身上，王福千方百计拓宽朝廷的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