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好古办事挺麻利，邓舍叫他想几个重塑士风的办法出来，他的条呈这就送上来了。诸臣观看罢了，或者赞成、或者反对，意见纷纷。总体来说，赞成的占了绝大多数。
这“重塑士风”，不是一朝一夕就可搞定的。便好比每有地方官到一个地方任职，要之任务便是“敦风俗”。何为“敦风俗”？有的地方“风俗薄”，人皆逐利，不讲道德，不忠不孝，地方官就需得要采取种种的措施，把这种风气扭转，使得人人安居乐业、人人向善，从而也就使得风俗亦“由薄转厚”了。“敦风俗”，功在当代，利在地方，功莫大焉。
而“重塑士风”，也是一样的道理。主要便是扭转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培养读书人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让读书人明白圣人之道，知道廉耻，明白礼仪，要有读书人的风骨。这样的一种扭转，是没用捷径可走的，犹如春雨入夜，润物无声。非得有长时间的坚持不可。上则需邓舍以身作则，中则要群臣以为表率，下则更得在民间百姓中大力提倡。
虽然不可以一蹴而就，虽然“重塑士风”听起来玄之又玄，但是却也并非就毫无对策。姚好古提出了三个办法，算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实行的。
头一条，群臣都是深表赞成的。
姚好古言辞恳切，要求邓舍以身作则，虽不敢明白地要求“刑不上大夫”，但是至少要把蒙元的一些弊政尽数废除。比如：当庭杖责大臣。
一个不满意，就拔了大臣的裤子，大殿之上，众目睽睽之下挨棍子。这太侮辱人了。欺辱过甚。主君就不尊敬大臣，将大臣视若家奴，不给大臣以独立的人格，又怎能再去要求大臣表现风骨？
这一条是从邓舍的层面上来讲。
次一条，姚好古提出，蒙元八十年不开科举，读书人“干禄无阶、入仕无路”。近代以来，虽然如今的元主因见天下大乱，听从了脱脱的意见，又重开了科举，但是对南人、汉人的鄙视还是很明显的，专门给蒙古人、色目人立一榜，称之为“右榜”；汉人、南人为一榜，称之为“左榜”。
蒙人以右为尊，“右榜”的地位高出“左榜”。考上之后，分派官职，“右榜”所得的职位自然因此也要远远比“左榜”为高。
须知，想那蒙古、色目人，本为异族，读汉书、学汉字，做汉人文章，纵然天赋奇才，又怎能与汉人的秀才相比？蒙元的统治者当然知道这个问题，也所以，定下的制度：“右榜”只考两场，题目较为容易。“左榜”倒需得考三场，题目反而艰深。蒙古、色目人稍微读些文书，即可摇身一变，成为“右榜”状元。对两个榜单的考试已经够不公平了。即便如此，“左榜”的状元，也常常不给汉人，亦由蒙古、色目人来当选。
更别说，两个榜单分别限定的还有录取之人数。
汉人读书的人有多少？考一次科举，挤破了头，成千上万人去争那一个名额，难度有多大？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纵使侥幸考上了，临到分配，却也得不来多大的官。王宗哲连中三元，到最红分配给他的也只不过是个八品的小官。
蒙古、色目人不读书，有个大根脚，年未弱冠便官至朱紫。汉人秀才十年寒窗，没科举的时候无人问，有了科举也难以考上，考上也没甚用处，得不来高官显爵，反因为读书而弄的家计萧条。试问：读书又还有何用？
蒙元既八十年不开科举，开了科举考上的可能性又极其渺茫。读书人为谋饭食，多有折节，只好低声下气地去做“吏”。
因为蒙元的制度，做“吏”做的好了，也还是有机会受到拔擢，成为“官”的。可是，如果打算从“吏”而入流，就算升迁快的，最起码也要经过二百一十个月，也即七年半的苦熬，才能勉强入流。入流，始得九品小官。再以后的拔擢升迁，却是就会更加的难之有难。
我汉人秀才，读圣人书，习圣人道。学不得其用，才能得赏识。“四民之”，被“混为编氓”，屈在薄吏、沉郁下僚。“白衣卿相”，尊严何存？
为吏的还好，又有更多的读书人，因为没有上进的途径，为了口饭吃，竟沦为与医卜星相、倡优女子为伍，日以说书为业，或则编写杂剧。“士失其业”，“世者嗤之”。读书破万卷，有巨笔如椽，本该致君尧舜。奈何时不畅，做白屋穷民，成梨园领袖。民间云：“九儒十丐。”诚哉斯言！
风气如此，“士风”何存！
姚好古请邓舍，上表安丰，奏请大开科举，为读书人开进阶之道。只有先给了读书人入仕的希望，重新把读书人该有的地位还给他们，然后才能培养他们的尊严，从而以此来扭转风气。
这一条，群臣有争论。
有些人以为，就算上表给了安丰，兵荒马乱的，安丰自保不及，明知道即使推行了这一政策，实际上也是对海东有利，放而言之，对金陵朱元璋或许也会有利，而对安丰却是半点利处也无。小明王、刘福通对此不一定会感兴趣。因此，要想得到安丰的同意，可能性未免不大。
可是姚好古的提议确实也言之有理。诸臣多都是读书人，谁不想重开科举？这是光耀读书人的一个王道之举。那么，该怎么办呢？就有人提议，干脆绕过安丰，由邓舍直接在海东推行就是了。可如果这么做，又未免有僭越的嫌疑。哪儿有为人臣子者，绕开朝廷，自己去开办科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