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虽然是中国的北方，但对这些俄罗斯人来说，还是很热。
他们在营地里，一般都会脱了军装外套，外裤也经常不穿，还喜欢随意地在地上坐着、躺着。当军官讲话时，他们也都不太注意听讲，自顾自地说话、打手机、玩游戏机。每天训练结束后，俄方士兵可以坐上中方提供的大卡车出营房进城去玩，也没见到他们要给谁请假；在营区内喝酒抽烟，只要不闹事，也都没人管。
这些现象在中国兵营里，都是不可能出现的。
所以，俄军士兵见到中国士兵干什么都那么有板有眼，走到哪里都是三人一行两人一伍，连放马扎都有分解动作，也全都看傻了。
俄方高级军官们对中队的正规化管理也很佩服，再在训练中看到中国士兵吃苦耐劳的劲头儿，竟然提出要俄方士兵和中国士兵一样入住不带空调的帐篷（之前中方为了照顾外军，特意给他们建了带空调的板房）。后来，在中方的劝说下，为免增加麻烦才没有真的实行。
中国士兵们对俄军的作风虽然不太瞧得上，但对他们的装备还是很羡慕的。俄军不愧是传统的力量型军队，战车的火力威猛，看着就来劲——就是在训练时容易出故障，大概是有些老旧，还有平时保养差了点。
其实，俄罗斯士兵平时水了点，但训练的时候也是很认真玩命的。
蒲英需要和伊丽娜上尉、塔尼娅中尉联系合练的细节，经常出入她们的营房。她感觉俄军虽然没有像中队对内务的要求那么高，但也很整洁。而俄军对擦靴子情有独钟的程度，就和中人对豆腐块被子的感情一样。
就这样，在保持着一定距离的“近距离”接触后，双方士兵渐渐揭去了蒙在彼此身上的神秘面纱，增进了了解。
友谊也在不知不觉中滋生着。
训练场上休息时。趁军官们不注意，他们会你扔我掷地交换香烟和饮料，也会你来我往地唱起歌来。
俄军士兵最喜欢唱的就是《喀秋莎》，每当他们一唱，这边的中国士兵也会跟着用中文唱。大家隔着红线，相互看着，唱啊笑啊，空气中弥漫着说不清道不明的亲切感。
哥萨克士兵还特别喜欢跳舞，每当他们哼着不知名的舞曲，跳起欢快的民族舞。这边的中国士兵虽然不会唱，也会给他们打拍子、鼓掌叫好。
有时，两边的士兵还会分别表演起摔跤、搏击和武术。这时候。博大精深的中国功夫就会让俄军士兵看得目瞪口呆，只有给中国士兵叫好的份儿了。
一周的合练过后，在正式演习开始前的一天，联合指挥部再次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而在这次会议上，最让俄方人员和中外记者感到新鲜的是——中方演习部队临时党委为陆海空三军的五十多名官兵举行的火线入党宣誓仪式。
仪式开始之前。临时党委宣布接受记者们的提问。
当记者们了解了中队这种火线入党的传统和评议过程后，纷纷希望能采访几位今天即将入党的士兵。
临时党委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记者们不约而同地点了人群中最显眼的三名女兵。
蒲英、郭亚军、陈然在政委的示意下，落落大方地走上了主席台，等候记者们的提问。
一名西方女记者举手问：“你们都是自愿入党的吗？中国的军人是不是都必须要入党？你们有宗教信仰自由吗？——请中间的女兵回答！”
陈然对着面前的话筒，坦然说道：“我是自愿入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建军之日起，就确立了党支部建在连上的传统。并且要求每个战斗连队必须保持三分之一左右的党员，这样才能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所以，我们也有不少的军人不是党员。我们自然也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比如，我有个战友叫阿娜尔古丽，就是穆斯林。你们如果不信，可以去女兵驻地亲自采访她。”
类似暗藏机锋的问题还提了好几个，都被三人轻松地应对了。
这时。一名俄方的随军记者举起了手。他的头发花白，看上去有五六十岁。通过翻译问的问题也比较长。
“我曾经是苏共的一名老布尔什维克。现在，已经走出了俄罗斯军队，宗教取而代之了它原来的地位。不过，我认为，不管是信仰，还是宗教，或是自由、科学、艺术之类的事物，都可以算是一种信仰。只要是有信仰的军人，就是有责任感的，就能算是好军人。没有信仰的人，活得比较浑浑噩噩，不太明白生活的意义，在各方面也就比较落后。请问，你是否同意我的观点？还有，你又为什么从世界那么多的信仰中，选择了？请你们随便哪位女兵回答。”
蒲英毫不犹豫地对着话筒说：“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先生，我基本同意你的观点，那就是——一名好的军人，需要一定的信仰。至于我为什么选择作为自己的信仰，我只想跟大家说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的军队在最危急最危险的时候，总是会出现这样一句口号——‘员，跟我上！’……几个月前，我们的连队曾经参加了一次抗洪抢险。在一支分队乘坐橡皮冲锋舟，运送老百姓撤离危险地带的时候，突然遇到了上游奔腾而下的洪峰。当时的江水非常湍急，水浪很高，浪头把冲锋舟像树叶一样颠得上下晃动，眼看就可能要翻船。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我们的政治教导员第一个脱下了身上的救生衣，给老乡的孩子穿上，并且对着队伍大喊：‘员、共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