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闻怀所说的，邵氏和嘉禾之间的官司，是因王羽而起。
追随邹闻怀离开邵氏的兄弟，虽然没有当初热热闹闹大骂牝鸡司晨时的人多势众，但也足够众志成城了。
何冠昌、梁风、蔡笃生三人，和邹闻怀一起创办了嘉禾，搭起了公司的班子；资深导演罗维、功夫巨星王羽等人，也加入了进来。
在李晓龙之前，王羽是华语片最顶级的武打明星。
他所主演的《独臂刀》，票房过百万，并衍生出了票房同样过百万的续集——《独臂刀王》，俨然成了一个“独臂刀”的ip。
嘉禾这帮人“再接再厉”，借“独臂刀”之名，让王羽搞了一部《独臂刀大战盲侠》。
这下邵谊夫可不干了！
这些年，从邵氏出走的人多着呢，前有李翰祥、胡金铨等，现在又有邹闻怀、王羽等。
邵谊夫都不在乎，因为他自己就是电影领域从业多年的泰斗，足以保证邵氏电影王国的架构不垮，也就是应了那句“地球离开谁都照样转”。
但嘉禾拍摄《独臂刀大战盲侠》则不一样，属于明目张胆地打擦边球，电影一旦公映，就是毫不客气地抢“独臂刀”这个ip的钱了。
邹闻怀早有准备，请了香江法律界公认的泰斗——余叔韶大律师，来保驾护航；动了真气的邵谊夫，则从英国请来大律师，担任代理，一副要把邹闻怀置于死地的架势。
毫不夸张地形容，邹闻怀和邵谊夫的相爱相杀故事，翻到了新的篇章，刺激得媒体，瞪大了眼睛，生恐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刚才高弦试探邹闻怀，是否有意和邵氏竞争，招揽李晓龙；邹闻怀找借口，做为难状，未尝不是在当前的敏感时间段，对邵谊夫心生怯意。
高弦没有点破邹闻怀此时的外强中干，很温和地提议道：“如果邹老板放心高某的话，我愿意在资金上，支持嘉禾，达成与李晓龙的合作。”
邹闻怀愣了一下后，笑道：“高先生是中环金融区最耀眼的明星，无论是信用，还是财力，我都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再说了，我做电影的方式，和邵氏的大片场制度完全不同，推崇非常开放的制片人制度，如果有资金愿意进来，乐见其成利益均沾。”
“这一点，也是我和邵氏的矛盾焦点，相信媒体早就介绍得大白天下了，我肯定不会朝令夕改。”
见邹闻怀没有反对，高弦满意地微微颔首。
当然了，邹闻怀的话，高弦只会选择相信一半。
在高弦看来，邹闻怀出走邵氏，根本原因就是公司正治斗争落败。只不过，邹闻怀本人一直拿理念不合当遮羞布，而媒体也热衷于这个纯洁高尚的理由。
所谓理念不合，就是在电影经营上，邹闻怀想推行制片人制度，而邵谊夫则继续坚持那套借鉴于好莱坞黄金时代的模式，帮助自己缔造电影王国的大片场制度。
按照高弦的理解，邵氏的大片场制度，核心就是凭借强大的资源，建立和维持一套严格的规则，老板是至高无上的帝王，其他人都是打工仔，无权分享影片成功的红利，只能领固定的薪水。
还拿现阶段香江的顶级功夫明星王羽做例子，他初入邵氏时，月薪仅二百港元；后来涨到八百港元，另加每拍一部电影一千二百港元的片酬。
如此算下来，王羽每个月的平均收入，在六千港元左右。
另一方面，王羽为邵氏创下了巨额的票房收入，光是《独臂刀》和《独臂刀王》，每部票房就过百万港元。
面对如此巨大的反差，就算没什么野心的人，也会心态失衡。何况，王羽还是一个不安分的主儿。
针对这个弊端，邹闻怀还在邵氏的时候，便向邵谊夫建议，仿效好莱坞现在流行的分红制度，让大牌导演和演员享受分红，进而稳住人心。
邵谊夫在生意上本来就出名地精打细算，再加上邵氏兄弟电影公司已经一家独大地没有对手，自然无需担心手下的头牌被挖角，更不愿意多分钱给别人。
实质上，这里面存在着老板和雇员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矛盾。
邵谊夫的观点是：我发掘了你，捧红了你，没有我，便不会有你；所以，你就应该感恩戴德，俯首贴耳地为恩主效劳一辈子；而我包你更红更紫，衣食无优。
像王羽这些人则会如是想：你捧红了我，我也给你带来了巨额盈利，我们基本两清。我会终身记你的恩，但我不能终身受穷——仅仅满足你所承诺的衣食无忧。更何况，衣食无忧怎么可能，电影是竞争激烈的青春饭，我老了怎么办？失宠了怎么办？公司衰落了怎么办？全香江人，都想发财，我们为何不能？
相比邵谊夫，邹闻怀的态度就开明多了，把主仆的雇佣关系，变为平等的合作关系，高呼“有钱大家赚”。
当然了，慈不掌兵，义不理财，邹闻怀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只不过换了一种剥削模式罢了。
等嘉禾也成为一方霸主后，邹闻怀可以做到在香江本地票房分红上清晰明白，但更为丰厚的海外票房，就揣进自己的腰包了。
随之，洪金保等人，也成了新一代不安分的“王羽”。
简而言之，人类社会的任何辉煌，都离不开“燃料”和“花肥”。
邹闻怀推崇的制片人制度，貌似设身处地地为电影人的利益着想，但未尝不是迫于眼前财力不足形势的无奈之举。
所谓的制片人制度，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