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经济体的实力足够强大的时候，其货币便会面临国际化的问题，不管被动接受，还是主动应对，都无法回避，除非关起门来，完全自给自足，不和外界往来。
这个时期的一本和日元，就处于这个状态。毕竟，一本国内资源匮乏，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的恢复和腾飞靠着出口导向，如今已经发展壮大得成为仅次于米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高弦为了把港元和日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搞得更满足自己的胃口，给一本准备的筹码就是，香江可以成为日元的离岸金融中心。他几乎可以笃定，对方无法拒绝。
这里面的背景和逻辑，还是有必要交代一下的。
以一本的角度去看，从举行了东京奥运会的一九六零年代，到最近的一九八零年代初，出口导向型的一本经济迅速崛起，自然而然地一本正府不希望日元升值，进而对推进日元国际化的态度，可以形容为消极、被动、谨慎。
过于保守，让一本在一九七零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当中有点措不及防，吃了不少暗亏。
于是在一九七三年，一本汇率制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官方固定汇率制度，即一美元兑三百六十日元，转为浮动汇率制度。一本也从资本输入国，转为资本输出国。
这意味着，日元已经不可避兔地迈向国际化了。
到了一九八零年，一本开始实施《新外汇法》，将日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从“原则上禁止”，改为“原则上自由”。
然而，由于一本资源匮乏，一直以来实施的是以出养进的出口导向型战略，所以对待日元国际化的态度，谨慎保守算得上一种传统了。
尤其，日元国际化可能带来的日元升值，会对出囗产生不利影响，这可是完全可以立刻看到的副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日元国际化对一本而言，是一个非常热门，但又必须谨慎研究的课题。
其实，不难理解，一本经济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一本的精英们肯定不是混吃等死、得过且过的酒囊饭袋，主动出击一派必定是越来越占上风。
一九八零年实施的《新外汇法》便是一个体现，其基本实现了外汇业务、资本交易、外商直接投资等领域的自由化。
只不过，对于日元国际化，一本的精英们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比较有限，不得不小步缓行。
要知道，日元国际化固然有诸多好处，但玩不明白的话，副作用可不止日元升值、影响出口那么简单。“老剧本”里，一本经济泡沫破灭，进入失落的十年，甚至二十年，便是因果循环。
这就应了那个道理，凡事皆有度，过犹不及；同时，事物都有两面性。
当然了，这和高弦没有什么关系，他只管投其所好，换取想要的资源，你们处理不好副作用，只能怨自己不争气。
大忽悠之日元离岸金融中心的逻辑是，日元国际化必须要有日元离岸市场，目前这个机制一本还没有开建呢，但这不妨碍，甚至更需要试点，好积累经验。
而在日元离岸市场里有资质经营日元离岸业务的银行，离不开金融中心，这就轮到香江体现出自身无可取代的优势和价值了。
那么问题出现了，翻过来调过去地说到的日元国际化，到底什么意思，具体包括什么内容？
大致来讲，第一是一本对外贸易中，以日元作为结算货币的比重；第二是在国际外汇交易中，日元作为交易货币的比重；第三是日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比重。
高弦为香江外汇基金设计了港元联系一揽子国际货币制度，为港元发行提供支撑的香江外汇储备，从只包含美元，改进为包含了美元、英镑、西德马克、日元。
显而易见，日元国际化内容的“日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比重”，高爵士领导下的香江外汇基金管理局，涉及到了。
自去年港元危机爆发到现在，香江外汇基金管理局已经成功运行一年多的时间了。其中，高爵士积极推动香江外汇市场发展的意图，得到了外界的共识。从这个角度去审视，日元国际化内容的“在国际外汇交易中，日元作为交易货币的比重”，香江外汇基金管理局也涉及到了。
至于日元国际化内容的“一本对外贸易中，以日元作为结算货币的比重”，主要取决于一本自身的出口竞争力，但在香江这个国际自由港，如果香江外汇基金管理局在香江金融生态圈的影响力，从货币覆盖到证券、银行等全方位领域，未必不能涉及到。
这就是高弦建立香江外汇基金管理局后，敢于忽悠日元离岸金融中心的底气所在。
事实也证明了，这个筹码的效果，简直就是无法抗拒。
通过在港一本银行和一本驻香江总领事馆经济处，高弦向一本吹风过后，一本大藏省立刻派出官员来到香江做初步沟通，接下来就是水到渠成地，香江外汇基金管理局总裁高爵士率团访问一本了。
这次东京之行的基调是，有保底，即至少，目前正在运行的那份一千亿日元的港元日元货币互换协议，会再延续一年。
至于在此基础上，新港元日元货币互换协议进一步扩大到怎样的规模，是否形成长期合作，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高爵士的大忽悠功力了。
当高弦一行人搭乘的一本航空飞机在东京成田机场稳稳降落后，高爵士气定神闲地走到舷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