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查理一世从哪里获得这些费用呢？
在欧洲，从中世纪开始的惯例就是“国王靠自己过活”。国王的主要收入来自王室领地收入、法庭罚金、城市交纳的税收等等。在英国，国王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税收。所以，查理一世想要获得战争经费，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增加税收。
不幸的是，由于有《大宪章》和议会的制约，查理一世在收税这件事上是不能随心所欲的。
在1625年6月召开的议会上，议会没有批准查理一世因为与西班牙和法国的战事而征税的要求，而且还废除了国王可以终身征收关税的特权，宣布查理一世只可以征收一年的关税。年满之后每年必须经过议会表决同意，方可继续征收。
沐浴在伊丽莎白女王耀眼成就和君权神授思想影响下的查理一世感到非常恼怒。
查理一世坚定地认为：国王的权力是上帝赋予的，因此，除了上帝他不对任何人负责，国王的权力至高无上。查理一世在一个新的时代死守不合时宜的君权神授的教条，这是他一生中最明确的信念。
以后的历史证明，他为自己过时的观念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愤怒的查理一世解散了议会，自行向商人征收新税，向乡绅强制性贷款，但是议会反对派暗中活动，领导民众的抗捐抗税。于是王权和民权之间的最激烈的较量，在英国历史中又一次开始上演。查理一世不幸成为这场较量中的的主角。
1628年，在对抗中处于下风的、财政枯竭的查理一世不得不再次召开议会。
鉴于查理此前的作为，所以这次议会一召开，就递交给国王一份《权利请愿书》，表示：愿意为国王筹集军费，但是这必须以国王承认议会的传统权力为前提。
《权利请愿书》重申《大宪章》原则，要求国王不经法律审判不得关押臣民，不经议会同意不得开征新税，任何人未被法庭判决有罪，国王不得剥夺他们的财产。
议会开出了35万英镑的价码，换取国王批准《权利请愿书》。债台高筑、急需用钱的查理一世接受了这份《权利请愿书》。
但是，到了第二年，国王可能觉得这个价码太低，他开始反悔了。国王和议会的冲突一下变得白热化，议会当即号召民众不要再向国王交税。查理一世觉得向议会这只铁公鸡要钱越来越困难，作为回应，他派传令兵强行解散议会。
在匆忙之中，下院议员们的应对之策是将会议厅大门反锁，把议长按在座位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任何企图改变国家的宗教信仰或不经过议会同意擅自征税的人，都是国家的敌人，应该被全民族所打倒。然后，议会就被查理一世解散。
议会在英格兰已经召开了三个多世纪，却在查理一世时期被解散了。当时英格兰没有常备军，也没有有组织的警察队伍，由自由民组成的民警和民军是国家可以依靠的唯一强制性力量。
传统上，国王的统治要依靠臣民的忠诚和议会的配合来进行。
现在，议会被解散了，可怜的查理只好强打精神亲自出马，乾纲独断，依靠专制王权统治英格兰。
当然，没有了议会对坚持君权神授的查理来说并非没有一点好处，他现在可以想方设法地增加税收、制造各种收取罚金的借口，他还将各种有利可图的贸易加以垄断，然后靠出卖专利权来发财，这在和平时期对于应付王室开支是足够了。
历史上将这十一年的统治称为“残酷统治”时期，高额的税负和宗教迫害使国内老百姓怨声载道。
不过，在长达11年的无议会时期里，英格兰人并没有忘记几个世纪以来的那条规则，那就是：“王在法下”。
就在无议会期间，英国发生了一件著名的诉讼案，从而带来了一个宪政问题，即“王在法下”的问题。
1635年，查理一世在全国开征了一种新税“船税”。对于这种没有经过议会批准就开征的新税，一位叫约翰#8226；汉普顿乡绅依据《大宪章》率先提出拒付船税，这一举动引起了全英格兰的关注。
案件被提交到财务署进行审理，汉普顿的辩护律师宣称：“为保障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国王的特权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到法律的限制”。真是时势造英雄，一时间，原本默默无闻的汉普顿先生成了一个反对国王专权的英雄。
反对王权的本质是反对专制，这也是一个现代国家必须的政治基础。后来的历史证明，英国人只花了很少的学费就学到了这一点，而且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少。
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口袋里没几个钱的查理不幸卷入了一场战争。
本来，如果没有这场战争的话，查理很有可能像他那走运的父亲一样，把危机转嫁给他的继承者，自己得以善终。不过，这也怨不得别人，因为这场战争是查理自己不明智地挑起来的，他因为宗教问题使自己和苏格兰陷入了一场宗教战争。
1639年，穷困潦倒的查理打不下去了，他被迫向苏格兰求和，双方暂时停战。不过，这并不符合我们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