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它“应该”，又因为真正的忏悔并不容易，符合逻辑、理论的东西，具体实行时又会面临种种困难，对于不同的人实行起来更是大不相同。在一般人那里，他们永远是沉默的大多数，压根儿就实行不了。
此外，“面向公众”的忏悔又可以分为两个等级，一是身不由己地被迫犯罪，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犯罪，相反，他干了坏事，却误以为自己干的是极为崇高和正义的事，“文革”中的许多红卫兵、造反派就属于这一类；另一个则是意识到了自己在犯罪，却不愿不犯罪，企图靠了这犯罪捞取种种个人好处。很难说“文革”中的不少肇事者杀人、犯罪时毫无意识。
从情节轻重上说，最应忏悔的当然是最后这类人——余生也晚，虽然来不及经历“文革”，但是凭借观察与阅读，我发现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存活率最高、最能得心应手的恐怕恰恰也正是此一类人——这类人那时候就做着不小的官，后来依旧一路高上去，你能说他们当时没有起过很坏的作用吗？因此，我们最缺乏的也正是这类而非其他人的忏悔！
如此，朱学勤才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恶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悲剧在不断地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所冲淡。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这里只有控诉，而无忏悔，于是这个民族不断地上演着“忆苦思甜的闹剧”。
这就是说，我们这个民族，在一次次巨大而深重的灾难面前，遮蔽、放弃了所有痛苦的资源——苦难来不及转化成资源，就被轻易丢掉了。这样．再多的苦难也不能唤醒这个民族自大、愚顽、不思从根本上进行变改的意识！
以上是从忏悔的必要性说的。
再从它的充分性来看。有必要忏悔，不等于就能够忏悔，忏悔还需要适度的条件与环境，所以，并不是你想忏悔就能忏悔，也不是你要忏悔就让你忏悔，并真正忏悔出深度的。
现成的例子就是，世间人的忏悔可谓多矣，但真正能够留下来给人警戒的却屈指可数。
原因何在呢？我认为有内外两个方面。
就外在因素看，条件、环境的合不合宜特别重要。
俄罗斯人能够反思自己整个二十世纪的成败得失，极大地得力于政治体制上的根本改变，尤其是改变以后政府公开了莫斯科档案，使得各类研究资料全面了，加以新闻、出版、言论自由，不仅忏悔可能可行，即连系统的研究也是相当容易的事情。这是俄罗斯。
中国的情形目前怎样呢？就说“文革”吧，我们的一些核心档案还没有公开，只靠着几个当事人零零碎碎的回忆就能把问题谈清楚吗？
况且，回忆本身带有相当大的偏向与扭曲，尤其在“文革”这样重大的灾难事件上，只靠一些回忆录之类的东西进行研究更不容易，有点深度的也很难出来。情势逼人，自危自保、讳疾忌医尚不足，我们能期待它有多大深度呢？
即使巴金老人的《随想录》，我早就撰文批评过它的缺乏深度，内中的忏悔是飘着的，许多说法根本就没有谈到点子上。
但即便如此，即便是巴金这样地位与声名的人，一部《随想录》的出生开始也费尽了周折，你还能期待其它更有深度的文章吗？
这就涉及到以下一个问题：让你自由忏悔时，你有这个能力吗？
实在地说，余秋雨即使愿意忏悔，我看也不一定就能悔出什么名堂出来，他的资质似乎并非思想型的人，而是“演员”型的文人，所以，忏悔多半是飞扬的、不着边际的。
那一代文化人已如此不堪，普通民众在多年的教化之后，更仅仅剩下一条筋，在这种情形之下，所谓“全民共忏悔”大概只能是我们的愿望，而无法付诸行为。在这样的现实面前，秋雨先生想快快乐乐地跨越新世纪，亦无不可。这也是今天的我们需要面临和认可的现实。
《我们有罪，我们忏悔》的片面或缺空不难发现《我们有罪，我们忏悔》一文的片面或缺空之处。
首先在“谁来忏悔”这个问题上未予分清。因而，余杰一再强调巴金老人所提倡的“全民共忏悔”，不仅大而无当，而且很不现实，更没有这个可能——巴老的倡议是何等苍白无力！事实上，观诸先生的一生，他向来很少提出过什么精确而正确、经得住认真推敲的主张，毕竟他是凡人，是文人，不是思想家，说“大话”怪不得他，怪只怪那些太把他的话当真，不加辨析与纠正的人——这些人的思想尚不如巴老，这才把它当真，因此，我还是谁都不怪吧。
其次是“向谁忏悔”。按照上文分析，有的忏悔可以公开，而大多数是毫无必要与可能的。
事实上，人们时时面对的只是自己的良心。良心使我们觉得自己有罪感，但这种罪感是“**”，即使罪犯也有这样的**，**需要尊重，否则就很可能导致恐怖与灾难。
“文革”时期是最不尊重个人**的，它强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