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以后的作家，有一点成就的，如贾平凹，都恶补过古文，系统学习、深入研究过中国古典文化。不把这一课补足，文字上不来，文章不耐看，那就真像唐德刚说的，“不堪一读”、“不三不四”了。
所以，古文既是汉字的“根”，也是汉语的“根”，更是我们生活的“根”，文化的“根”。“根”不壮，“枝叶”不茂。
港台对于古文的教育，就比大陆好一些，它们更没有出现由于“文革”那样彻底的破坏，而引致的全面性文化断层。
因此，李建军根据目前那些千疮百孔的语法规则与生活语言标准，来衡量贾平凹这么一个有意抵制时下文体的作家作品，就有了许许多多看不太顺眼的地方。
我之所以有这个体会，是因为自己在写小说、散文时，也很自觉地、十分小心地规避着它们，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尤其敏感地规避，像防着瘟疫和“**”。
中国传统的书面语言是文言或古文，至不济也是明清白话，如金庸那样的，都是对日常生活用语的提升或提炼。目今这一传统已四散飘零，面目全非，只在老辈子作家们那里，像陈寅恪、钱钟书、杨绛、沈从文、汪曾祺等，顽固地保存下来了。
例如，他们很少用“喝水”、“喝茶”，更多用的是“吃水”“吃茶”或“品茗”等。因为一个“喝”字，带了大的响动，是一般百姓的喝法；“吃”和“品”则是悄无声息的、不带响音的，是“文明人”的喝法，象征一种修养或教养。
贾平凹师承不在“左翼”作家，不在“喝”那一边，这是他日后语言能够高人一筹之起点与终点。其后，他用了大量的心力，才练出来独具特色的文学语言，来抵制流行话语的侵害，虽不那么彻底，不时也冒出一些意识形态色彩颇多的文字，但由总体说，他文字里流动着博大的生命气韵，柔软地包容一切，尤其对遏制那种刚烈、蛮狠、霸道、充满血腥与攻击性，而内容空洞的“文革体”、“红卫兵体”、“大字报体”，有极大解构功能，是在世大陆作家里最优秀的之一。
这一点，即便是我这一代的“新生代”中，也难说有几位能自动意识到的。
曾经就有人批评过余杰，说他文风威猛，有着强大杀伤力，在批评余秋雨、钱穆等人的文章里，就露出“文革体”的不良影响。也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左翼”作家文体甚嚣尘上、最终独行天下半个多世纪的传统之影响。
这个判断十分准确，也堪令人忧。
而余杰这么聪明的人都被绕了进去，大多数中国作家至今仍陷身泥潭，不能出拔，不能觉悟，贾平凹却是早在1983年前后就绕了出来，接上了沈从文那一代以数人之力，为“艺术而艺术”，抵制“左翼”文潮过于近视的功利化主张有害影响的“美文”传统创美文》杂志宏扬这个传统，的确难能可贵！
当年亲患，学汉语语言开始并没有语法，语法是后来引入的，为强调其科学性、可学性。因此，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许多句子，用现代汉语语法裁断，就不很达标。
试举数个例子以说明。
汉语中的一大修辞方法是“通感”，打通五官，可视、可感、可触、可嗅、可品的都能互用。如“寺多红叶烧人眼，地足青苔染马蹄”、“风随柳转声皆绿，麦受尘欺色易黄”、“红杏枝头春意闹”以及小媳妇举着“闹轰轰一大把子通草花儿”等，在语法上都讲不通，与生活现实也大相违背：红叶怎么能烧人？风声如何可以绿？杏子、草儿怎样会争吵？这就是“通感”了的效果，其想象之新颖别致，实在是绝妙！到了现代的朦胧诗，里面的修辞日见了丰富与重叠。
美丽的中文系是一汪大水，我是水草里的一尾，厌光小鱼，许多目光锐利的鱼鹰正耐心地等待我们长大，并蓄意刁走我们的灵魂。
这诗说明鱼鹰似的教授，对学生像待小鱼那样，随时准备扼杀他们的生命灵性。透出学生的无奈，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是人文教育上的失败等情绪。
可是，如果不以诗的语言来说，代之以直白的话，恐怕就没有什么味道，不值得看了。
假如说上面还只是一种修辞的话，那么到了“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引出古龙等人电影蒙太奇画面式的用语“古道，快马，一人绝尘而去”等章，数个，名词并列成句，叠出一组意象，语法上是怎么样都说不通的，却不害其意，而特别的形象逼真、简捷精练。
我说自己喜欢贾平凹的语言，其道理都包含在上面几例中，以见得平凹的不孤。
在我看来，贾平凹的语言是经得起细细把玩的，也耐看耐读耐琢磨，出味。这在小说里，可能还不太显明，被曲折的故事情节埋了；看他的散文或散文化的小说，以语言有味见长，就容易明白了。
比如谈文化的《老西安》、《秦腔》、《五十大话》，谈家世人物的《我是农民》、《祭父》、《我不是个好儿子》，谈景色世风的《白浪街》、《商州初录》等。他在《浮躁》诸小说里的景色描写，也可见出那种大散文家的风范来。
一流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