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当我翻开扉页，骤然看见他的照片时，一下子就笑了，为他独特的面相而笑。
照片大约拍于30年前，我还没有出生，而他已在贵州“流放”。背景或许就是黄果树大瀑布，瀑布一落千丈，蔚为壮观。
那时，他三十多岁吧，额头铺展，站在潭水前侧身微笑，笑面如弥勒，到今天再看，他俨然就是一尊弥勒了！
正是这样一个人，如他的同辈们那样，前半生饱经沧桑，但别人所见的钱理群却都是一副乐呵呵的模样，不读他的著作根本想不到在他内心，还深深地埋伏着那许多与外表完全相反的东西。
在书的正文前面，他写过这样的话：谨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们。
也许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意识到中国的希望不在“今天”而在“未来”了吧，不然他不会偏爱青年。
十年过去了，新的一代出世长大，“未来”怎样呢？
未来的他居然近于绝望，声称自己过去所做的那些学术研究意义不大，“希望还是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
不断这样“寄托”下去，恐怕那也不是个事。一个老把“希望”无期限地向后推进的民族，能有多大“前景”呢？但是，每个民族若想发展，又离不开这些理想主义者的想像、呼告与努力——彼岸乌托邦的功用仅在于此，而不在其余。
那时候先生还发过一通“宣言”：向青年学生讲述我的鲁迅观，这是做了几十年的梦。现在使命已经完成，我应当自动隐去。但仍期待于后来者——鲁迅的真正知音必在中国当代青年中产生。
事实上，钱先生几曾“隐去”？
他就亲口讲过，他无法摆脱鲁迅，只要说话必从鲁迅开始，一辈子仍然活在鲁迅的“影子”里。这既是先生的长处，也是难能弥补的局限。他意识到了，却没有能力改变，那代人的学养“先天”地划定了他们怎样去跑、能跑多远。认清这种不足，他才告诫年轻人要埋头“沉潜十年”，到民间去，到传统里去。
这个心情是好的，可是培养一位真正的“大师”不自“年轻”时始，而开始于年幼。“大师”越到后来越多地依靠“童子功”，“童子功”不足，单靠后天弥补，人力亦难及。陈寅恪就是一例，据说他13岁对《十三经》就能“倒背如流”。
这具有心理学的依据。1973年的诺贝尔奖医学得主劳伦茨发现，人的发展就像一粒种子，种子内蕴藏了将来成长为一棵大树的一切遗传条件，但能否在土壤里发芽生长，那要看这粒种子落地时的季节与生态环境。比如婴儿期间情绪发展不顺利可能会影响以后的人际关系，儿童期语言之类的学习被剥夺，以后认知、语言、动作技能、社会技能的发展就很困难等等。
钱先生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了，他从周作人身上发现：人生的季节不可以颠倒，它应分成几个段落；大学时期追求的东西有三样，即知识、友谊和爱情。
而一个人能否成功又取决于：第一，自己把握不住的那些因素，例如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具有什么样的遗传因子，什么时候出生，出生在哪里，在什么文化、氛围、环境、传统下成长等等；第二是机遇；第三才是后天所接受的教育和自己的努力。
他自己属于那种季节颠倒、生不逢时、环境糟糕的“霉”人，那样的时代出不了大师、天才——这意味着它永远是他不能跨越的“极限”。钱先生并没有因此而退缩不前，因为他的精神导师说过：“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垒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
（1935年6月29日，鲁迅致赖少其信。）
他信奉鲁迅所说的“中间人”思想，懂得真正的大学者是少数，多数人做的是“奠基石”，“天才”正是大量吸收了这些奠基者所做工作的成果以后，才成就其莫大之伟业的。
因而，先生在1996年为北大学生讲演时说：“我们既要有雄心，立志做大学者、大事业，又要有平常心，甘于做普通工作者，做力所能及的小事情，并且很好地、及时地做好二者之间的转换。”只要努力了、参与了、拼搏了，那么我们就是实现了自己，没有虚度一生。人的价值“不在最后的结果，而在于过程……”
由此可见，钱先生所说的“使命已经完成”其实并非真完，他“隐去”不得，一息尚存，就需要作出探究。
苦难丛生的祖国，培育出他那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第二视力”，助他穿透世界、人生、自我，对它们具有了像舍斯托夫那样的认识：“任何地方都没有天空，有的只是狭小受限制的视野（即警察捕猎时的眼睛），任何地方也都没有被推崇备至的理想，有的只是锁链，尽管看不见，但比监狱的镣铐连结得更加牢固。”
钱先生那一代人先时多带着“玫瑰色”的眼光，“仿佛在云端里过日子”，以“人民”为本位，并把自己扭曲、收缩，力图适应这个“人民”，但结果往往如朱自清说的“现在我们过群众生活还过不来。这也不是理性上不能接受；理性上是能接受的，是习惯上过不来。所以……我们得慢慢来”。
面对“人民”，过来人多半会谈“虎”色变。因为这个“人民”实在是个抽象的物事，可以随意附会和解释，正像纳粹头子希特勒牵强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