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利益之大，是让人无法想象的，但可怜的大明所有的海洋贸易，还是以着那可怜的‘朝贡’为主。大明仗义，仗义到了这处海洋贸易屡屡吃亏的程度。大明的产出，对于诸国的民生需求量相比，是供不应求的。大明朝廷不做，民间主动的承担起了这个责任。
这些海商们靠着信风，每年都可以出海在自己的交易线上干一二趟。带上大明的特产出发，再带来海外的特产回到大明来出售，获利之丰让人无法想象。有的航线上还有一船货半船银的传说，让人听说就馋涎欲滴，比如生丝到日本的线路。
现在的大明可是没有海关税之说，可以说完全就是随便走私，这让东南的许多商家有了相当大的收益。至于海上的几番势力，他们也是知道的，甚至许多的海商都需要买年票、月票这种可保平安的‘保护费’。只要插上特殊的旗子，让通过的诸盗地盘时，就可以平安了。
他们可以忍受这些盘剥，因为这些盘剥比起朝廷的税收来可要少的多了。
大明海关税制并非象后世所说的根本没有，那是相当的胡说八道的，别的不说，就大明各位皇上爱财的程度，怎么可能会放弃这一块重要的收入来源呢？
大明海关税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正德以前为第一阶段,海关无任何税收;正德、嘉靖年间为第二阶段,征收20的实物税;隆庆开放后为第三阶段,进出口税制逐步完善,由抽实物改为抽银。
明朝初年,朱元璋鉴于“海疆不靖”的现实,担心张士诚、方国珍的海上残余势力卷土重来,也为了防备倭寇的骚扰,便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正所谓“明祖定制,片板不许下海”。
另一方面,大明又需要“万邦来廷”,以树立自己“代天行命”的天子形象,所以朱元璋刚即位,就遣使四出,“广加招徕”,要周边国家“称藩纳贡”。于是,各国便借“朝贡”之机,与明王朝进行有限的物品交换,这就出现了所谓“朝贡贸易”。
明廷专设有市舶司就是为了朝贡贸易。而设立市舶司的职能和目的相当清楚,即“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所谓“抑奸商”,就是禁止私人海外贸易;所谓“俾法禁有所施”,就是海禁政策得以有效的实施。
再加上，咱们大明的大方。所奉行的是“厚往薄来”政策，即为了与“天朝上国”的皇帝身份相符,回赐物品的价值都远远大于贡品的价值，到了明成祖时更在此基础上再来一个‘加厚’，所以朝贡贸易根本就是赔钱买卖，又哪里来的收税之说。
而在贡使的使团中,有许多商人,都挟有大量私物。他们自然都以谋利为目的,除在会同馆和市舶司交易外,还在赴京途中或别的地方违禁交易。明廷对这类违禁之事大都予以宽宥,而且也不予征税。
郑和下西洋的推动,来明廷朝贡的国家和地区迅速增加到30多个。郑和下西洋回国时,有17个国家和地区的使团随郑和来华。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时,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使团随郑和回国。这真是前所未有的盛况。
在这种情况下,外国使团在中国的贸易量自然也就很大了。明廷不仅奉行“厚往薄来”的政策,而且一律免税,致使“岁时颁赐,库藏为虚”,成为国家一项沉重的负担。
因此,一些大臣屡次向明成祖奏言,至少应对贡使的附带私物征税,但皆被明成祖拒绝。明成祖那边估计是出于寻找建文帝的原因还是脑子上锈，直接以“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万万矣!”彻底的拒绝。
这话说的多大气，海关税能有多点钱，我连海上来来回回的船票都给他们省了，还在乎这点小钱！这也是郑和下西洋如此壮举最终不得民心，失败再失败的根本。
所以,直至正德以前,明王朝在朝贡贸易中没有税收。
成化以后,违禁私出的大海商时有所见。他们在海外走私贸易中获利甚丰,因而走私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令明廷防不胜防。这使得正德认识到,与其让他们偷偷摸摸地进行走私贸易,还不如向他们征些税好。于是明代海关在正德时便开始有了税收。
税收的方式就是抽分。最先的抽分比例直接来个一半。这个税率可是够大的，直接分去一半，最后也是慢慢减少，直到了百分之二十。
本来大明这种制度好好的。没有了闭关锁国之策。欧洲那边与大明的贸易也开始起来。一切向上正常的轨道发展下去了。但又来了倭寇这种极其令人讨厌的生物，嘉靖二年(1523),宁波发生了两起日本贡使“互争真伪”的“争贡之役”,这一役使很多无辜的大明军民被杀或被掳，‘浙中大震倭自是有轻中国心矣’。致使沿海震动。
嘉靖帝‘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于是,浙江、福建两市舶司皆被罢撤。广东市舶司虽未被罢掉,但为了禁绝私商前来贸易惹是生非,所以连朝贡贸易也一律禁止。
这一阶段的关税也画上了句话。朱由校不得不说，日本人害中国不浅矣！
而后，到了隆庆帝即位，因‘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的教训,即位后马上宣布,准许在福建漳州部分开放海禁:“隆庆改元(1567),福建巡抚都御使涂泽民清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10自然,隆庆开放还有若干局限,例如,海商不得前往日本,不得贩卖铜铁、硝、磺等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