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文化和中原汉文化有着极深刻的历史渊源，主要表现为先进的汉文化对当时相对滞后的大理文化的影响(有人说文化无所谓优劣，但否定了优劣，也就否定了进步)。一提起这个话题，人们自然就会想到三位文化名人:司马相如、司马迁和诸葛亮。两司马是西汉武帝时的文学泰斗，又是武帝身边的重要人物，在汉武帝开始经营云南的时候，他们都曾先后出使过云南。有较确凿的史料说司马相如“略定西南夷，西至沫水、若水，通灵山道。”则司马相如所历，最远处当为今之盐源。说到司马迁，则是“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耶笮昆明，还报命。”当时的昆明，乃一少数民族的名称，居于今之大理一带。大理海东石崖上有题刻云:“此水可当兵十万，昔人空有客三千”，相传为司马迁观洱海有感而发。虽然人们对两司马是否到了沧洱之间还存在疑问，但没有人怀疑这两位文化伟人对大理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说到诸葛亮征云南，那更是妇孺皆知的事。诸葛亮自己说是:“五月渡沪，深人不毛。”传说中有七擒孟获，立铁柱纪功迂事。然而，若进一步说到此次征战的更为具体的情节，则是一历史的悬案。有学者认为，武侯南征，五月从会理渡过金沙江，人武定元谋，九月抵达滇池，生擒孟获，十二月即返回成都，其最远处不过到达今之昆明，无暇亦不必至大理保山一带。但是，这种说法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因为它无法让人信服地解释在苍洱之地广泛存在的与诸葛亮南征相关的传说和历史遗迹。有学者对与诸葛亮南征相关的古迹作过较详细的统计和研究;发现古迹分布呈现三个密集区:洱海区、无量山区、滇池区。其中武侯遗迹，洱海区有52处，无量山区有9处，滇池区有31处;孟获遗迹，洱海区有门处，滇池区仅有1处。
通过对这些遗迹的分析，可勾画出武侯渡过沪水后的进军路线为:沪水——弄栋——白崖—大理——永昌——不毛(驻国)，而其回军的路线却是由不毛返回大理，而后经楚雄、昆明、曲靖、宜宾回到成都。依此说，洱海地区实乃武侯南征时最重要的作战区域，特别是石室(祥云)之故、白崖(弥波)会战和佛光寨(洱源)之战，更有诸多典籍言之凿凿，较具权威的如碑道元《水经注叶椅河》、左思《蜀都赋》樊绰《云南志》等。而南沼(德化碑》颂扬阁罗凤征服云南的功绩时也有“七擒纵略，未足多也”之句，明显是拿他与诸葛亮相比拟。可见，所谓“七擒孟获”，恐非后世小说家之虚言演义，至迟到唐代，早已传为美谈。与之相应，更有武侯延揽豪杰，册封龙佑那为王，赐姓张以及于白崖立铁柱之事。
历史的迷雾太深太浓，要一一廓清委实不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大理人说到两司马和诸葛亮的时候，常常是把他们作为汉文化的一种象征来看待的。一种先进的有价值的文化，总会对弱势文化产生较强的吸引力，这是人类文明演进中极其自然之事，其结果是弱势文化在吸收先进文化的基础上，使自身得到了更好的发展。这种文化事业上的薪火传承的能力，才是一个民族生命力的真正所在。正因如此，我们不仅要对像司马相如和司马迁那样的文化巨子抱有足够的敬意，同时也要对像张叔和盛览那样的小人物抱以足够的敬意。大理人张叔乃一介书生，天资聪颖却对儒学情独钟，他听说司马相如到达沫水，离大理还有200多里，便收拾行装，背上书本去到沫水向司马相如求教。回到家来不干别的，只在乡间办起了学堂，以传授儒学为一生之业。盛览则向司马相如学习作赋的方法，他后来成了一位颇有点名气的赋家，若有《赋心》四卷。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大理人对先进文化的仰募和渴求之情以及为吸纳汉文化所做的切实的工作。他们真正是“见贤思齐”，绝无丝毫井底之蛙式的排外的情结。大理人今天能够非常自豪地称自己的故里为“文献名邦”，张叔、盛览们功不可没。事实上大理人也不会忘记他们，大理古城文献楼的东墙上镶嵌着一块石碑，上面刻有“张叔盛览故里”六字，这是一种永远的杯念。张叔盛览的精神永存。
至于说到诸葛亮，作为一个征服者，他留给大理人心中的不是恐惧，而是一种近于膜拜的情感。个中缘由，颇耐寻味。洱海地区被称为武侯遗迹的多达50余处，有多少是真实，有多少展附会?即便附会，也是一种极为有趣的文化现象。大理人为什么对武侯那样地信有独钟津津乐道?我想，一个纯粹的武力征服者，绝不可能获得那样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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