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美国对外关系主线一直是美苏关系，它影响着世界的全局。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主线。也有人认为战后初期美国对外关系的主要矛盾是美苏矛盾。
美苏矛盾在深度和广度及时间上都远远超过了美英矛盾，也超过了世界现代历史上任何集团和国家或国家之间的矛盾。战后初期美英间有联合，有斗争。而联合反苏是主要趋势。美苏矛盾不仅超过了美英矛盾也超过了美中矛盾和两个阵营的矛盾。
美苏矛盾为两个阵营的矛盾所掩盖，但并非就等于两个阵营的矛盾。
美苏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被世界人民反对美帝的霸权行径所掩盖。美国的称霸世界计划，既同世界人民也同苏联形成尖锐的对立，但是，苏联并非在实践上都始终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相一致。
美苏矛盾在战后不同时期表现形式不同，性质也有变化，但一直没有改变主要矛盾这种情况。从1946—1969年，美苏冷战伴有局部热战，美国处于战略进攻，但攻中有守。到1969—1979年，美国逐步转为战略防御，但守中有攻，再到1980年以来以对抗为基础的新较量，美力图转守为攻。美苏矛盾一直是主要的。
紧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关系呈现了4种发展的可能：维系战时的联盟关系；诉诸战争；冷战对抗；缓和绥靖。随着美英苏联合，先后战胜德、日法西斯，美苏战时联盟关系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当时苏联的国力受到很大削弱，而美国的国内、国际条件并不具备发动对苏战争的条件。在美苏力量悬殊情况下，虽然苏联有意对美国采取缓和政策，但是美国咄咄逼人，连连进攻，要建立美苏缓和和绥靖关系也很困难，因此，冷战对抗局面是战后初期美苏关系史的必然产物，它不是某一国主观意愿的产物。
美国有一派历史学家把发动美苏冷战的责任归于苏联和斯大林，认为由于苏联扩张迫使美国作出了反映。而另一派史学家则认为，冷战是美国杜鲁门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的需要，如果罗斯福不去世，兴许不会发生冷战。
诚然，挑起冷战的是美国政府，被迫作出反应的是苏联。不过冷战起源不在战后而在战事临近结束时。贝尔纳斯在回忆录中断定外界传说中把美苏关系恶化发生在罗斯福死后是“完全不可靠”的。他说1945年初罗斯福已得出结论，“要想找一个方法来和苏联相处很不容易”。
就在美国第二颗原子弹扔在长崎那一天，杜鲁门就宣布“东欧国家不是任何一个大国的势力范围”。1945年9月11日，即将退休的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就控制原子弹的行动向杜鲁门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继续保持一个拥有这种武装的盎格鲁撒克逊集团联合反对苏联的局面，”据杜鲁门女儿玛格丽特·杜鲁门在回忆录中披露，1945年12月底，杜鲁门给贝尔纳斯的亲笔信说：“我厌倦于迁就苏联人。”1945年底到1946年初，美苏在伊朗进行激烈争夺。杜鲁门表示：“我们也许要跟俄国人在伊朗问题上发生战争”，这些都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两大国的战时合作关系已经开始破裂，美苏间已经成为彼此对抗的冷战关系。
1946年初，美国参议员巴鲁克在演说时提出“美国正处在冷战方酣之中”，“冷战”一词第一次公开出现。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按美国政府的要求向国务院发回一份长达8，000字的电报，电报主张美国应采用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颠复，局部武装干涉和持续政治冷战的办法，来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1947年7月他在《外交季刊》上化名x发表了《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系统地论述了对俄国扩张倾向加以遏制的政策，“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轨化。”1947年政治家李普曼出版了《冷战：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一书，冷战作为政治术语遂被普遍采用，李普曼在书中认为x署名文章“是说明美国外交政策的来源，至少是美国外交政策中所谓杜鲁门主义那一部分所根据的设想、估计和结论。”但是他并不同意凯南的遏制政策，他主张用脱离接触政策代替遏制政策。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杜鲁门的直接参与和陪同下，在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被杜鲁门称为“和平砥柱”，“建设性”的铁幕演说。他说：“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座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他还说：“在远离俄国边界、遍布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里，**第五纵队已经建立。它绝对服从来自共产主义中心的指令，完全协调地工作着。”呼吁“以英联邦与帝国为一方和以美利坚合众国为另一方建立特殊的关系，”和苏联相对抗。1947年3月12日发表的杜鲁门咨文被人们称为杜鲁门主义，它是一个称霸世界的宣言，标志着美苏同盟关系的正式破裂，美苏冷战的全面铺开。
杜鲁门主义发表前，艾奇逊曾告诉过奥本海默：“我们正进入和苏联对峙的关系之中”。苏联为了抵销杜鲁门主义的影响，于1947年9月，在波兰成立了欧洲九国**和工人党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