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三日，刘荣都呆在自己的寝居中，大门不出。
他把慎子十二论与儒家的诸多经典反复阅读，企图从中找出相通之处。
但遗憾的是，慎子的思想中充满了对儒家尚贤的嘲讽，所谓‘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南面而称王，则令行禁止。’
这使得刘荣对慎到的顽固，感到非常头疼，要知道法家之所以不敌儒家，最大的原因就是法家不尚贤，认为人性本恶，应该用法律来制止人性中的恶。
这些道理，对后世的人来说，自然是再正确不过的真理了。
可惜的是，对这个时代来说，法家的思想，并不适合统治这样庞大的一个国家，要知道目前大汉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口不识字，百分之七十的人口生活在温饱线以下。
人民在痛苦中挣扎，他们需要一个精神上的慰籍，使他们的心灵可以得到暂时的寄托，他们更需要一个不怎么干涉他们私人生活的官府，一般村子里发生点什么事情，人民首先想到的是请家族中有名望的老人出来仲裁，而不是政府。
至于各个利益集团，那就更是不会喜欢法家，他们有着自己的利益需求，而且谁都不是什么干净的东西，特别是官场中的人，一入官场，自然有潜规则尾随而来，不遵守潜规则的人，统统被淘汰了。
而对于许多官员而言，贪污受贿，玩点小手段，那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所以官员也不愿意法家主政。
到后来。当薰仲舒玩出春秋决狱的把戏后，整个官场与各个利益集团一片欢呼，因为春秋决狱实在是太符合他们的心意了。
而春秋决狱，实际上就是在最大程度上维护各大利益集团的利益。
所谓春秋决狱，乃是以孔子所着地《春秋》一书为基础，作为决断刑事与民事案件的最高法律。
其核心思想便是所谓的原心定罪与亲亲相隐。
原心定罪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孔子诛少正卯，当年孔子以‘心逆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五大罪状，把少正卯诛杀。
这五条罪名，没有一条是有证据的，完全都是孔子自己的想象和判断，但是，孔子认为少正卯居心不良，虽然没有事实犯罪。但是有犯罪想法与动机，于是便杀掉了他。
到了后来的春秋决狱之时，原心定罪给皇帝与官员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官员们审理案件时，完全可以依凭自己的喜好与倾向，对案件下定论。
根据原心定罪的理论，即使某人犯了罪，并且有了犯罪事实，那么只要审理那人地官员，认为这个人虽然犯了罪。但是其出发点与立场是好的，这个人的心里有忠孝礼仪，心向社稷是一个良民或者忠臣，那么此人便可以得到从轻处罚。或者赦免。
而假如官员，认为某某的行为与言论不符合儒家的思想，有犯罪动机，但没实施犯罪，那么这个人不死也得脱层皮。
至于皇帝，更是对原心定罪带来的好处欢呼雀跃。
‘腹诽’这个罪名，便是武帝根据原心定罪的理论，重新设立地一个罪名，根据这个罪名，只要皇帝认为某某不忠。或者某某在心里对我这个皇帝有不忠的想法，那就可以把他定罪，杀个干净。
至于亲亲相隐。则为后来的门阀世家掌控国家建立了基础，根据亲亲相隐的原则，一个家族中的人，应该包庇自己家人除了了那些十恶不赦之外的罪行的犯罪事实，一个家族中的兄弟父母，不得举报自己家人的犯罪事实，否则，那就是有罪地。
于是，在有了这么多好处与利益后，上到皇帝，下到百姓，全部都对春秋决狱歌颂不已，从此再无任何人有能力，可推翻春秋决狱在中国古代的地位，从此法家的地位被一部《春秋》所取代，继而儒皮法骨的时代来临了。
当然，春秋决狱并非没有好处，至少春秋决狱虽然使得官员地腐败程度迅速加快，但它也为稳定社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在某种程度给皇权进行了一定的限制，春秋决狱之后，便是皇帝也必须遵从儒家的礼法制度，大臣从此可以干涉皇帝的私事，防止了皇帝因个人喜好而导致国家崩溃。
刘荣是不怎么喜欢春秋决狱的。
因为正是春秋决狱的出现，使得儒家第一次出现了变质，并给后世的朱程两个王八蛋篡改儒家经典，提出理学创造了机会。
理学出现后，中国古代的思想发展，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到了满清时期，理学更被无限扩大，整个民族地思想因此被阉割。
当然，责任也不能完全推到理学的身上，事实上，刘荣以为这世界上没有绝对坏的学问，只有绝对坏地统治者。
只要统治者心怀国家，那么便是魔鬼的理论，也可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前进的动力。
但是，假如某个
，将人民当成奴隶，那么你就是把儒家，法家，道家集合到一起，这个统治者也可以用这些诸子百家的精华理论，干出丧国辱权的事情来。
这也就是虽然同是理学为基础，但明朝的皇帝面对外来威胁，毫不妥协，而满清则签定了连他们自己也数不清到底有多少卖国条约的原因。
治世之道，唯在于一心而已。
三日之后，时间到期，刘荣不得不走出行宫，坐上撵车离开。
从到上党的这一段路上，刘荣与主父偃与汲黯不断的就慎到的理论与法家和儒家以及黄老派之间的差异与共同点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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