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江宁城，因为王得仁军进九江的缘故，盘查过往行人甚紧。守城的卫兵例行公事地拦下这个想离城的和尚，要看他的文牌。谁成想，这个和尚出示了一份有督师洪承畴大人亲笔签印的文牌，其条文约束甚严。门军的首领不过一个小小的七品佐领，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如此高级别的文牌持在一个普通汉人手中，又不敢得罪这位自称是督师大人朋友的年青和尚，只好派人飞马越级去请示江宁城的主将满洲镶白旗固山额真巴山。
巴山前些时候也接到了北京兵部的密令，要他密切注视江宁城内一切汉官的动向，甚至洪承畴也不能例外。右手反复摆弄着这个有洪承畴督师大印的枣木文牌，巴山真的有些不敢相信，原则上这等文牌只能用于出公差；再说了，要想送个把人出城，派个府里的小厮打着督师府的灯笼就能办到，在这种非常时期还敢如此招摇地做事，一向精明的洪承畴是不是昏了头，也许就是怕出事才迅速打发这个人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的？不管怎么，还是值得自己亲自走一趟的！
巴山赶到风仪门，眼看着亲兵们打开和尚的行李检查。谁知，竟发现几份看上去十分可疑的信件。经核实，竟有一份是弘光皇帝写给阮大铖的密旨，以及表明远在福建的叛乱贼子与江宁洪承畴大人有实质接触的信件。
将洪承畴与南方叛乱贼子联系起来的信件本身，并不说明督师大人是复明事业的秘密代理人。然而，江南首要的降清大员与大明之间暗有往来，是十分可能的。这一点，尤其在这一时刻，不禁使巴山感到不寒而栗！
多尔衮得知洪承畴一直与南明有联系也是大吃一惊，一下子不禁怀疑江南文人与南方那些逆贼之间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联盟。当然，这种信件也极有可能是为引起猜疑而伪造的。尽管如此，洪承畴也难拖干系了！经察，函可的父亲是前明礼部尚书韩日缵，而这个韩日缵，众所周知，曾是洪承畴的主考官。
很快，洪承畴的请罪手本也抵上来了，展开一看：
“犯僧函可，系故明礼部尚书韩日缵之子。日缵乃臣会试房师。函可出家多年，于顺治二年正月内，函可自广东来江宁，刷印藏经，值大兵平定江南，粤路阻，未回，久住省城。臣在江南，从不一见。今以广东路通四里，向臣请牌。臣给印牌，约束甚严。因出城门盘验，经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铖书稿，字失避忌。又有《变纪》一书，干预时事，函可不行焚毁，自取愆尤。臣与函可有世谊，理应避嫌，情罪轻重，不敢拟议。”
依着冯铨的意思，“现在王爷已经接连处置了肃亲王豪格、郑亲王济尔哈朗，物议非非，为个贰臣洪承畴，实在不值得再另行眷顾了。不管王爷多么有回护之心，还是交出来公议为好！”
不得已，多尔衮将洪承畴的案卷明发给大理寺、刑部、督察院，也就是俗称的三法司共同议处了。三法司的几位主官当然毫不怀疑问题的严重性，立刻着巴山将函可火速护送到北京。经过几次仔细审讯，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函可是密谋分子，但他的日记里有好些反清文字，为此他被判处终身流放，发配辽东。
同时，皇帝下诏：“洪承畴偏袒其师，擅用职权，授予文牌。极为失当，有司皆应记取。”于是各部讨论此案，一致认为洪承畴应受严惩，提议褫夺其一切功名爵位，削职为民。
在多尔衮看来，从紫禁城传出来的圣旨简直就是在和自己对着干，孝庄怎么就不明白，任何其他官员都可以为此立刻受到惩罚，但洪承畴却不行！他是一个形象，象征着原大明归附者对现政权始终不渝的效忠。这样明显地罢免他，就意味着公开怀疑朝廷最高级汉族大臣中有人怀有贰心。
唉！世人昏昏啊！多尔衮只好圣纲独断，暂时不理睬三法司的提议。但此时的洪承畴已经为千夫所指，看来是没办法干好差事了。此时，又是善于处理危局的冯铨出马了，他亲笔给洪承畴写了一封信，洪承畴的母亲于是突然凑巧患病了，他马上申请置仕，也好返乡去照顾母亲。多尔衮越发觉得冯铨处置得当，如此冠冕堂皇的理由甚好，清朝也是以孝道治天下的嘛！自己当然不好夺情了！当即下旨要各部尚书纷纷写信宽慰洪承畴几句，再行恩准了他暂辞一切差事、官职的请求。并派遣顺承恭惠郡王勒克德浑接任了他江南七省督师的职位。（历史上，直到李定国两撅名王，亲政后的顺治才从新启用了洪承畴。）
不要小看这个勒克德浑，清代传承下来的八大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中，礼、郑、睿、豫、庄、肃六个是亲王，只有顺承、克勤两个是郡王。
最早的顺承郡王是阿达礼，（是代善三子萨哈林的长子），而顺承郡王的受封世袭罔替，可跟多罗克勤郡王岳托（代善长子）不一样，绝非拜身为诸王之首的玛法（满语爷爷）代善所赐，相反，和代善却是反目成仇的！
那是清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清太宗皇太极猝然病死于宫中，由于，他在此前没有明确的指定继承人，满洲高层立刻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然而，很快就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权力中心。
一个是由两白旗和镶红旗极力拥戴的睿亲王多尔衮，这个阵营中有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顺承郡王阿达礼、固山贝子硕托等。
另一个是两黄旗和正蓝旗极力拥戴的肃亲王豪格，这个阵营中有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