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回头来，先说说甲申以来天下的形势。
1644年的夏秋，以多尔衮为首的领兵诸王群集北京，等着郑亲王济尔哈朗九月由沈阳护送顺治帝母子进京。清廷只派了固山额真叶臣等人统兵进入山西同大顺军作战，而随着大顺主力的西撤，山东、河南两省成为明、清、顺三方争夺的焦点。
应该说，最初的形势南明最为占优，两省绝大多数地区的明朝官绅和地方豪强在擒杀大顺政权委派的官员的时候，都是打着复明的旗号。可惜的是，弘光朝廷文恬武嬉，坐失良机。主力部队如佐良玉部和忙着在南直隶建藩开府的江北四镇都按兵不动。都师大学士史可法虽然在口头上也谈要恢复鲁、豫，乃至燕京，然而实际行动却是积极实行“借虏平寇”的国策。致使“坐误北伐，志者恨之！”
六月，史可法秘密上书，献“联虏平寇”的计策。七月初六，马士英拿着史可法的密折召集群臣讨论，并决定依照史阁部的提议，派遣使者同清方联系。马士英抖得唯一的机灵，就是指责史可法的这个“联”字，“求好太急”，提议改为“借虏平寇”，居然赢得钱谦益等清流少有的一致叫好声。
人们常常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给史可法和马士英各戴上截然不同的脸谱，实际上，俩人之间的差异比后来的许多“史学家”的想象要小的多，基本上只是个人操守上的高下。
此间唯一的不同音来自兵科给事中陈子龙，他参与了集议，又经过弘光帝的召对，感到无比悲愤，乃以“通敌实出权宜，自强乃为本计，恳乞更祈大诫疆臣急修武备事”上书言事。结果当然不言自明了，陈子龙丢官还乡了。当时，明磊就在金陵，听柳如是讲，“史阁部也埋怨大樽（陈子龙的号）太不识大体了！”
明磊很不能理解史可法和马士英，都不是笨蛋啊？就看不出来，南明的军队即使不北上同清军争夺鲁、豫，清廷迟早也要南下收取，同弘光朝接壤争地的局面不可避免！而且一直到覆灭前夕，二人始终抱着和谈款虏，行南宋旧历的幻想，摆出一副谨慎可怜的傻样，希望博得清廷的欢心。
弘光朝的这种先天的软弱性，使清军不费吹灰之力轻易接管了黄河中下游的大批州县。这些地区的官绅们当最终确定得不到弘光朝廷的兵力保护后，就如同年纪青青就立志守节的小寡妇，不见宠于公婆，大多数为了身家性命，只好改嫁清廷了。
做为明磊的亲信，由惠州判官升任韶州知府的张正宸，当时是由北京一路南下的，他将途中看到的情形告诉了陈衍跋，并由《潮惠旬刊》发表了。
“过德州界，一路乡勇团结，以灭贼扶明为帜，所在皆然，至济南，数千兵勇自相纠合，队伍整肃，器械良好。凡舟必盘诘乃得过，即以，所俊之士堆集两岸，防守颇严。
引领南师，如望时雨。既闻史公都师，声言北伐，无不踊跃思效。每遇南来旅客，辄讯都师阁部所至。使斯时乘其锐而用之，数十万义士自为战，大功可立也！
日复一日，坐失时机，灰忠义之心，朝食之气，谋之不臧，终至土崩，伊谁之过？”
史可法、马士英之流顿兵不前，做看国土沦丧的卑怯行为，实际上正是他们自以为得计的坐山观虎斗，避免引火烧身的退让政策必然导致的结果，实为人所不齿！
而弘光朝北去的使团到达北京后，多尔衮不客气地收了金银绸缎等的朝贡，却不收国书。正使左懋第见清方态度强硬，毫无和谈之意，仅要求赴昌平祭告崇祯帝陵寝，清内大学士刚林不由得冷笑出声来，“我朝已替你们哭过了，祭过了，葬过了。你们还知道廉耻吗？哭什么？祭什么？葬什么？
先帝活时，贼来不发兵！先帝死后，拥兵不讨贼！先帝不受你们这些江南不忠之臣的祭！”
左懋第面红耳赤，不由得双膝跪地，俯首痛哭，“实乃史可法、马士英不忠于先帝爷！臣有心杀敌，无力回天啊！”
刚林冷冷地看着地上的左懋第，随即取出檄文一道，当场宣读，指责南京诸臣，“不救先帝为罪一；今太子生死不明，而擅立皇帝为罪二；各镇拥兵虐民为罪三。旦夕发兵讨罪！”
说罢，刚林收起檄文，对早已等候多时的兵士努努嘴，如狼似虎的三百兵士将左懋第一干人等绳捆索绑，就要押出礼部的大院。左懋第被人架着，尤回首大叫：“我为大明使节，尔等如此做为，史有传、书有策，就不怕被后人耻笑呼？”
刚林当即大声回喝道：“尔等为大明不忠之臣，伪朝安敢自立？对尔等要是行了国礼，那才会被后人耻笑呢！”
弘光君臣派出的北使团由于没有相应的武力做后盾，实足自取其辱，真真映了“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老话！
北使被拘的消息和清朝的檄文一并传回金陵，廷臣大哗，少数人已经看出清廷以代明“复仇”为名，推行灭明之策。他们要求当政诸公立即改弦更张，认真做好防止清兵南侵的准备。
可是，被誉为朝中“李纲”的史可法却是另一个调子。他在上书中写到：“近见虏示，公然以逆之一字加南，辱我使臣，蹂我近境，是和议固断难成也。一旦寇为虏并，必以全力南侵；即使寇力尚张，足以相距，虏必转与寇合，先犯东南。今宜速发讨贼之诏，严责臣等与四镇，使悉简精锐，直指秦关。”
明磊是在春节，从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