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9月11日清晨，中国，上海。
“嘟——嘟——”，随着一阵阵汽笛的长鸣，奥森多夫斯基和他的5位伙伴经过两个的多月的远洋航行终于达到了行程的终点。下船的那一刻，奥森多夫斯基又看到了昔日曾无比熟悉的场景。
宽阔的港口内帆樯鳞次栉比，一眼望去，就好像在河边看看茂密芦苇丛那白色芦花一样，简直如大雪盖上芦苇丛一般，一群群的船出港，一群群的船入港，帆樯移动的时候，就像河风吹起芦花，又像搅动的雪片，川流不息。
众人都对眼前的光景十分好奇。奥森多夫斯基淡淡说了句：“没什么好奇怪的，这就是上海港，远东地区最繁忙的国际码头。”
时值9月，正是南米北上的时节，等待装米的沙船密密麻麻停泊在远处的简易码头。装米的苦力们喊得号子声能传出二里地去。
陆地上也遍地是人，洋人和中国人混杂着，洋人有高帽正装拄着文明棍的有钱人，也有穿着可笑吊带裤的裸着膀子的杂役，中国人里有各色船工水手，也有大呼小叫的账房和工头，更有皮包骨头地流民，到处都是车和商品货物，西洋四轮货车、清朝两轮驴车、人推的地排车，甚至独轮车，港口附近地地面好像农田一样，被车轮碾过，好像被无数犁拉过一般翻了起来，然后又被无数人脚踩实，然后再被犁起。
整个港口吵闹的、喧嚣的，各国商人、劳役、冒险家们为了财富和梦想而聚集在一起，而且每天如此。
奥森多夫斯基自然也是其中的一员，5年前的一天，他带着失败的沮丧返回德国；5年后的今天，他再次回到梦想的起点。
若干年后，当圈内人士提起他的时候，往往会联想起教科书般经典的一句话：奥森多夫斯基再次踏上外滩的土地标志着德国资本在华事业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
奥森多夫斯基领着他的伙计们找到一辆四轮马车，驾车的是个美国人。当奥森多夫斯基开口一句：“到德国领事馆机滴啊！”差点没把那个美国人雷倒。“难怪这哥们连翻译都不带，敢情上海话笔我还好。”
和美国车夫谈好价钱，几个壮汉便拎着行礼座上了车。
德国领事馆位于外滩18号沙逊老楼的三层，房子是租的。领事哈默先生30来岁，来中国之前是德累斯顿有名的花花公子，时任萨克森王国首相的老爸实在没办法才托了外交部的关系把他打发的远远的。可就是这个花花公子搞起外交来竟很有一套，被发配到上海后很快学会了汉语，和中国的官员们称兄道弟打得火得最流畅的一个。
奥森多夫斯基自然知道他到中国的第一件事要做什么，那就是先把公司牌子挂起来。
沙逊老楼的三层一共有二十多间屋子，是被领事馆整体租下来的，年租金1200两。当时德国在中国的洋行虽然有几家上规模的，但很多都是只有一两个人的皮包公司，这领事馆内就有几家。为了办事方便，他们甘愿贵一点从哈默这个二房东手中租一间商住两用。
奥森多夫斯基初来乍到，自忖住在领事馆总比在外面租房子要安全一些，于是6个人租了两间临街的屋子暂且住下。当天奥森多夫斯基除了往柏林发了封报平安的电报外，剩下时间就是把随身带着的10万马克全部兑换成汇丰银行的支票和现银，然后便是领着伙计们收拾收拾屋子，安顿好住处，好在领事馆的床铺都是现成的，省得再跑出去买了。
第二天，奥森多夫斯基继续处理杂务。他先是跑到街上找来一名工匠在屋子外面量好尺寸，准备制作公司招牌。
接下来，吩咐伙计们开立帐册，做营业的准备。下午，则跟着哈默沿外滩礼节性地访问了一些商界的大鳄们，比如怡和洋行、沙逊洋行，宝顺洋行，当然还有汇丰银行。
那个时代，所有的大牌洋行的总部几乎全在外滩，其中也包括英资的五大银行和法兰西银行。
三天后，奥森多夫斯基终于收到了赫森发来的电报。说中国购舰合同已经签订，和原来预想的一样，首批400万马克已由柏林方面代为垫付。接到这个消息，也就意味着奥森多夫斯基可以去找李鸿章收账了。
同时哈默也接到北京公使馆发来的电报，要求他务必协助斯德丁美洲银行妥善办理好铁甲舰的付款事宜。
此时，上海至天津的电报线路已经开通。只要先联系好，并由上海和天津两地的领事馆出面确认，奥森多夫斯基甚至不用出领事馆的门就能办好收款的事宜。不过，他还是决定去一趟天津，因为李鸿章也是威廉特别交代必须要交好的重要人物。
一周之后，奥森多夫斯基在德国驻天津领事的陪同下来到位于海河边上的北洋大臣府邸。
此刻正是早饭后不久，中堂大人正端坐在正堂的太师椅上闭目养神。他一双眼睛微微眯着，又好像是在想心事，这一刻脸上的皱纹变的更加深了，脸庞也显得清瘦起来。当听闻德国领事和斯德丁美洲洋行总办到来的消息，略微考虑了下，便回到后堂更衣，并吩咐让客人在花厅等候。
这北洋大臣可不比等闲人物，跟洋人们打交道自有他的分寸，比如和官小一级的洋人领事或者洋商会面时，很是有点架子。
由于之前曾在中国生活过三年年，因此奥森多夫斯基对于眼前的一切并不陌生。只不过这北洋大臣府邸的花厅自然要比旁处排场一些。就看那两张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