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煤炭生意，在父亲的荫庇下，对我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县城周围的乡镇山间星星点点的偏布了不少的小煤窑。有的煤炭是销往县内的水泥厂、钢铁厂、化肥厂、火电厂这些用煤大户。但这些厂消化不了这些煤窑的产量，于是大多数煤炭销往了外省。我父亲的公司以及我上过几个月班这家公司就正好从事这个收销的生意。
但小煤老板们把煤炭销售给这些公司后往往要一、两个月时间才回得了款，甚至更长时间。这就涉及到和公司负责人、业务厉害人以及财务人员的关系了，如果“勾兑”不好，回款时间可能好几个月，或者可能会以各种质量理由遭遇扣款。“机会”在这中间诞生了。
为了避嫌，父亲没有让我同他自己公司建立生意关系。而是利用他的人脉，联系了两家和他们公司差不多的矿业经营公司，然后再联系了几个和他相熟的小煤老板。我用现金以相对便宜的价格把煤炭买过来，然后再转运到火车站的货场。高一点的价格卖给矿业经营公司。由于父亲和这些矿业公司的领导都是同行中的朋友，结款相对就没那么麻烦了。
老实说，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不算是什么“生意”，因为其实就是做的关系。但在中国，绝大多数生意人都乐此不疲。后来我知道有一个“官倒”的名词，父亲还算不上什么官，但我的煤炭生意和传说的“官倒”非常类似。
我这“生意”做了大约8个月，这八个月间，我跟着拉煤炭的货车在产煤炭的山间感受着蜀道的艰险和小煤窑老板生存的艰辛。请注意我用了艰辛这两个字。也许在后来中国发展的一些阶段，煤老板就是爆富和土老肥的代名词。而那时接触的不少小煤窑老板们日子却过得有些艰难。
90年代初的中国，煤矿监管还没那么紧。所以不少小煤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产煤的山间。
我认识一个小煤窑老板，五十多岁，他们请人看了矿脉，认为自己老宅旁边的小山包打洞下去是会有煤炭，没有钱，请不起人工，于是他和女婿两个人。买了**钢钎，亲自动手，一年多下去，打了几十米的洞，满手的老茧和血泡，终于见着煤炭了，然后他们开始请工人挖煤炭，煤炭出来，又得想办法打开销路。当然，他是幸运的，至少他钻出了煤炭，比起那些钻了几十米还看不见一粒煤灰的主儿，他是幸运的，且在我和他合作的时候，也没听说过他那个靠房前屋后砍下的青杠木支撑的煤窑出过什么事故。
在我做所谓煤炭生意的那个时节，煤炭还没有达到后来数百元甚至上千元的火爆。我记得那时在山间收购来的煤炭价格不过16元一吨。拉到县城每吨运费都得20几元，再加上我自己每吨所挣的两三元钱。煤炭到火车站货场的价格也不过四、五十元。有时候和那些煤老板们交流过程中，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不劳而食横空而出的盘剥者。也许正是这种随时对生活的反思和愧疚，注定了我当不好所谓生意人，也注定我今后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中，失败会常伴我的左右。当然，我还有我的其它问题，这并不足以成为借口。
那些连接小煤窑的盘山路，用羊肠小道来形容真不为过。
我有位拉货的驾驶员是个刚从牢里放出来的人物，他总爱一路兴致勃勃的给我讲：他是如何帮兄弟伙打架把人打成重伤而进了几年监狱，出狱后找到那位被帮的兄弟，给他讲你总得给我点说法——你道是活得好好的，我却为你进了几年监狱。那位兄弟似乎不想给他什么说法，于是他就把他这兄弟的解放牌车子抢过来自己开着挣钱了。
他抢的这车的确也够烂的，估计也不值什么钱，况且据说欠规费都已经欠了好几个这车现在的市场价格了，所以他的那位兄弟也就没有找他收回。
我就坐在这个车上，坐在这除了喇叭时常不响，其它每一个部位都全程响过不停的车上，听着他“英雄史诗”一般的故事。当然还有不少他和女人相处的故事，包括和她们**的故事，此时的我还是个处男，自然是听得有滋有味。
超级烂的“解放”牌车，在这山间盘山路摇摇欲坠，似乎随时都有散架的可能，但车里讲故事的人讲得天花乱坠，听故事的人听得如醉如痴，所以行程有时候是不经意就过去了。
有一次我们照例如此热烈的讲和听着故事，拉着一车煤炭向山下开去，刚转过一个弯道，突然发现对面向山上开来一个空车。这下可麻烦了。在这种羊肠小道般的拉煤路上，要会过一次车可是件难事。一般要两公里才有一个稍微宽些的会车口子，而现在都进退维谷了。
两车的驾驭员都下了车，我也下了车。他俩显然是认识的。
“张娃你为什么不按喇叭？”给我拉煤的驾驶员率先责难了。
“李哥，你不是也没按喇叭吗？”对面来车的驾驶员带着赔不是的笑容但又不想太落下风的说。
他俩的年龄其实应当差不多大，我想给我拉煤的这哥们之所以别人能叫他李哥，而他却叫别人张娃，是因为自己曾今因为打架蹲过监的江湖地位决定了的。
“那现在怎么办呢，你退还是我退？”李哥不耐烦地说。
“李哥，你看下我要退多远才能退下去哟。”张娃指着山下说。李哥和我顺着他的手指向山下望去。差不多要两公里之外的山下才有一个会车的地方。在这种路上倒回去，少说得一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