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安和走前，我甩给他一本卷了边的《毛泽东选集》，告诉他不懂的问题可以在里面找。
我目送苏安和出酒店，如果他知道我正在想怎么谋划控制他的杂志，估计脸色不会太好看。
策反一个资本主义旗帜下长大的知识分子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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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巴金带着我们坐车从深圳回国，在边防站，我们办手续花了大半天的时间，路上的颠簸让巴老累得够呛，深圳在1979年还是个农村，但它已经是个“市”了，市区的房子不高过四层，象是李梅轰炸后的东京，街上的人很少，城市显得空旷。
傍晚，我们住进了一所三层楼的招待所，巴老晚上发了烧，急得团里上串下跳，好不容易找到阿司匹林让巴老服下退了烧，大家到深夜才睡着。翌日早上，巴老起了床，精神很好，团里的人反而病了几个，昨天受了风寒，都躺在床上哼哼唧唧，艾青说，那病毒是围点打援。巴老大笑，决定延后一天走人，深圳市的市长就把他们二老领着参观去了。
我和赛可没呆在招待所里，跑到大街上乱逛。走到深圳市蛇口，人才逐渐增多，码头上有人在摆摊，买地是私货，别针到电视应有尽有。赛可没来过这种地方，很惊奇，每个摊位停下来看看。这里都是日本和香港淘汰的产品，但大陆的公民很少人见过。
很快走到码头尽头了，我叹口气，往回走，有人抱着一台三菱电视机走来，我让开到路边，那人说了声谢谢，我闻声一看，激动的心脏猛得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