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的2月，楼外是白雪皑皑，寒风劲舞，楼内却是一群尚未从春节长假的美梦中苏醒，便不得不匆匆坐回到课堂中的学生。大家丝毫没有感受到冰城最负盛名的寒冷，一个个如饭勺中扭动着屁股的蚕蛹，狂燥不安，垂死挣扎。
我就是其中的一只蛹，在众人中不合群的光秃着个脑袋，极引人注目。
除了秃头，我这只蛹和其他的相比，还有不同之处。
就在月初，我确信了自己到底还是在劫难逃，得了癌症。
我和家人、朋友、同学、以及所有认识我并知道这件事的人，都没有怀疑我已经病入膏肓，难以挽救。时间在我这里变得极其宝贵。
每个人都忌讳在我的面前说到那个“死”字。他们只能用各种听起来便知道是在安慰我的假话来安慰我。除此之外，无能为力。
张麟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写点东西，写点东西让大家记住，也算你还活着，还是兄弟．”
我感谢张麟，但对他说的话，我摇头。那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鲁迅说，倘若死人不被活人所记，那便是真的死了。
这句话，我在作文中常常应用。但如今摊到自己的头上，我不相信。
死人就是死人，无论他被不被活人所记。
那些什么骨灰盒墓地遗产遗物遗照，从来都是用来满足活人需要的，对死人毫无用处。君不见买殉葬品的人从来都是根据谁收益谁花钱的原则而只收人民币，不收冥币么？
因此，我从来没想过要写些什么好让自己活的意思。在此先说下，免的有误会。
另外，我虽然脸不算小，也欣赏很多人，包括一些有战斗精神和侠客风范的作家，但“欣赏”绝非“等同”。在文字方面，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高中时当宣传委员的最初，我甚至曾经被“决心书”之类的官样文字而伤透脑筋。
唯一让我勉强与文学联系在一起的，大概只有我的吹侃与胡编滥造。这是我常常在课间应付老师的作文时不得不用的伎俩。并且我认为自己已经登峰造极，对此不必经过大脑。
在某次作文课，我与同桌在五子棋盘上撕杀的正酣，被老师叫起来读自己的作文。我实在不愿为此浪费青春，就说自己不舒服，劳驾别人代读。
无奈，我是用虫书书写的那篇作文（作者按：虫书，一种字体，因所写之字像虫子爬过的痕迹一样，故名），代读的孙黎爽读到一句“佛家有语”时嘎然而止，不认识下边所写之字，问佛说什么了。
我哪里知道？！
《圣经》我倒是看过一次的。那次专查亚当和夏娃的情节来读，不料翻看了半天，一句也没找到，便怀疑是国内出版商发行的正版，于是弃之一边。至于佛经，我摸都没摸过，更不要提什么“有语”了。那句话其实是我编的，编的是什么却都忘了。前面加一个“佛家有语”不过是为了显得有文化品位。
无奈，支吾了半天，最后只好由自己来读，心中还不免为没走完的棋而担心。
转眼间，到了2002年的盛夏。
我的兄弟们都在高考之后由蛹变成蚕，扑蹬着翅膀，整日云游。
而我，由于刚刚进行了第九周期的化疗，白细胞降到最低。为防止感染，不得不整日呆在家里，闭门不出.
好动的本性使我在家中坐立难安。无所事事时感到的空虚让自己感到无比的害怕与紧张。并且，我还发现，这种空虚在春节之前甚至是去年的此时便开始与我形影相随。
这一年来，同学们拼命的上课，拼命的做题，拼命的考试。许多人因破釜沉舟而心力憔悴，大骂中国教育之黑暗。但是，或许没有人肯相信，最黑暗的不是拼命，而是没命可拼的窘境。随时一命呜呼的我为了呜呼的一命不呜呼，不得不反反复复的去医院看病打针检查吃药。
破釜沉舟有时也是一种享受，胜过卧薪尝胆。
中国教育虽黑，却有脱离黑暗后的光明。而我的生命依然暗无天日。对此，我实在无法忍受，开始琢磨着做些什么，来打发这段百无聊赖的时光。
最后，我竟然想到了要涂文字。
所以有此想法，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书法家，也不是因为我的世界观有了什么变化，相信什么让死人活着的东西。涂文字的原因，仅仅是我早有以此为消遣的积习，如此简单而已。
但是，这回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该涂些什么。
胡编滥造是不可能的了，我已经对此产生抗药性，神经不会有任何的反应。
写那些能在历史上流传或在市面上畅销的东西也是不可以的。与一个作家相比，我连一个做写手的资格都没有。我涂的只能是文字，不是文学。
思考的间歇，心绪更加的混乱不堪。
某日起床后，用极短的时间读完当天尽是套话与八卦的报纸，之后打开录音机，一边听歌，一边吃饭。
放到那首《有病呻吟》的时候，电话铃声大作。
对方是羊，他也听出是我，就问：“秃子，身体如何？”
就这样，一首歌神张学友的歌，一个我一年来被广为传叫的绰号——两个平日里再熟悉不过的东西——在不经意间的结合，竟使我不可思议的有了让自己从困境中解脱的良方。
于是，我决定带着身上的肿瘤，“有病呻吟”一把，并把题目叫做“秃子”。
这至少有三条好处：
其一是可以让自己的现在充实。同时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