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中国的蒙古族开始兴起，成吉思汗建立起横跨欧亚二大洲的大蒙古帝国，并在公元1259年迫使继新罗之后统治朝鲜半岛的高丽投降，蒙古势力遂于日本隔海相望。这时，与蒙古帝国建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遍及两大洲，惟有日本尚未与其通好。元世祖忽必烈野心勃勃，对于日本独立于蒙古帝国势力之外的状况，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察知忽必烈心情的大臣赵邙，于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上书，说日本自汉、唐以来久通中国，可以遣使通好。自是以后，世祖忽必烈开始把迫使日本通好的问题，安排在他的行动日程上了。
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忽必烈遣兵部侍郎郎赫德、礼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忽必烈在国书中，对这次遣使的目的讲的极其清楚，要日本效法高丽，举国来朝以通和好，如不相通好，将至“用兵”，令日本“王其图之”。
忽必烈在国书的开头，用“奉日本国王”字样，以区别日本与藩国高丽的政治地位，表示君临欧亚两洲的帝国皇帝对尚未臣服的日本国的对等关系。续而以高丽臣服作为通好的注解，已表示日本应选择的出路。最后以不通好将招致用兵的威吓语言作结束。忽必烈满怀信心的认为，地处海岛的日本，对于兵踏欧亚君临四海的大帝国的国书，是会奉若神明的。国书一到，日本可随之前来通好，“四海一家”的愿望即将实现。可是，忽必烈并不知道当时日本的政柄不在天皇朝廷，而在镰仓幕府，而幕府实权尽在执政北条时宗手中。北条氏以武士掌权，藐视公卿大臣，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根本未把元政府统治者放在眼里，甚至当时蒙古帝国强大到什么程度，也是狭隘的岛民们所无法想象的。
但蒙古使者郎赫德一行并没有见到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到巨济岛就因海中风大涛险，轻信高丽使者风涛险阻之词而轻易返航了。忽必烈下诏切责，并命郎赫德将书送至高丽，由高丽派使送至日本。高丽使臣薛皋在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正月到达大宰府（今天日本九州福冈，当时是日本外交以及九州守卫的军事中心），大宰府立刻将蒙古国书及高丽王书飞报幕府。这时的将军年仅五岁，由相模守北条时宗拥立不到二年，实为傀儡。年轻高傲的北条时宗，不屑一顾的将国书交给天皇政府去讨论。薛皋被安置在大宰府，款待甚薄，不理睬甚至长达五个月之久。
当时的龟山天皇政府讨论五个月，终于形成一个理由：书辞无理，不能接受，予以退回。镰仓幕府的态度和天皇不同，正当公卿大臣议论不休的时候，执政北条时政在文永五年（公元1268年）二月下旬，向西部幕府所属武士御家人下令备战：
蒙古人包藏祸心，窥伺本朝，近日甚至遣使来日，宜早戒备，以防不虞。
幕府对蒙古帝国的戒备较早，在正元元年（公元1259年）蒙古军进侵高丽时，幕府既由武藏守和相模守连署命令，命大宰府备战。那时在岩门和大宰府附近构筑工事、城郭，以防蒙军进攻。与此同时加强沿海要地的警戒，尤其是恢复对博多湾今津地带的守备，由大隅、日向两国的武士守卫。
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五月，忽必烈开始考虑用军事力量敲开日本大门，向高丽王下达扩军备战的任务，并命其造战船一千艘，大舰的载重量需达到三、四千石。同年九月，忽必烈再次命郎赫德经高丽出使日本，十二月高丽王遣门下省事申思等随郎赫德赴日。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初，郎赫德使节船到达对马，但对马岛守军拒绝其登陆。郎赫德束手无策，掳该岛塔二郎、弥二郎二人回国。忽必烈为了怀柔日本，对二日人款待甚厚，令元吏领他们参观都城。最后，命中书省作书付二人带回。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九月，二人回国。将元书呈交幕府，幕府随即交天皇朝廷讨论。这次并非是正式国书，因而给天皇政府提供了灵活回复的条件。
天皇政府的回信言辞不卑不亢，以不闻蒙古之国名为借口，拒绝通好，同时对忽必烈的威吓，以“非可以知竞，非可以力争”作为回答，甚为得体。但是，各地武士未见此信，听说朝廷回信，认为是屈从于外国的压力，因而大哗，镰仓幕府遂扣信不发。
忽必烈不见日本回信，于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十二月，派女真人赵良弼为国信使，出使日本。忽必烈决心打开日本的大门，为赵良弼准备了三千军队作为武力后盾，但赵良弼弃而不用，自带书状官二十四人赴日。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帝国，同时派忽麻林、王国昌、洪茶丘等率领一部蒙古军队进驻高丽国，特别在国信使出发地金洲（今庆尚道金海）附近，驻扎一部陆军和一部海军，为赵良弼助威。
大宰府探知忽必烈在高丽国境内驻扎军队及国信使赵良弼来日的消息后，立即上报幕府与京都。日本朝野惶惑不安，幕府严令各地武士备战。日本文永八年（公元1271年）九月十九日，赵良弼一行抵达博多湾西部今津港，引起博多湾的轰动。今津守率部持械围住赵良弼问其来意。赵良弼申明来意后，今津守延入板屋，但仍然以兵围之。次日，大宰府少贰藤原经资率军列阵于西山，然后会见赵良弼。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大宰府少贰和今津守都是当时日本的地方官职名，地方分大宰府、大国、上国、中国、下国等几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