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李治并没有生气，迁为宽乡，前几年就有过朝议。因此耐心地解说道：“京兆百姓不可动迁的，国家京畿要地，百姓非不重，不会安全。再说，有了百姓就有了兵源。”
“是，”李威答道，可心中不以为然，即使拱卫两京，百姓也多了些。
李治继续说道：“其他各州百姓是有些挤，朝廷也动援过，为什么没有成功？”
“儿臣不知。”
“虽然关中有过旱情，但不是每一年都有旱情的，又自远古起，开耕成熟。可迁往宽乡呢？边塞之地，百姓不愿意前往，要么就是山东与两准江南各地，山东河北现在百姓也渐渐饱和，两准与江南之地倒是宽松些，可经常有水灾发生，其涝灾机率比关中旱灾概率更高。收成倒是好些，但好的土地，皆是有主之地，剩下的是涝区或是滩涂、沼泽，开耕不易。要么就是丘陵地带，其地更不如关中。又是天气湿热，离井弃乡，百姓多不情愿。朝廷根本就没有指望过动援过百姓迁往宽乡，只是动援了一些逃户。即使是逃户，都不大乐意。再说，两京之地，乃是国家之重，虽然百姓挤些，也是必须的。过多百姓迁往他乡，尾大不掉，对国家非有益处。”
明白了，说到底，国家不情愿，能安排高句丽的百姓迁往两准，但两京的百姓却是不能动的。动的只是无奈的逃户。难怪魏元忠也不肯说，不是不明白，甚至不赞同，但不敢说。
李威也感到这样想法不对，但这个时代，社稷的存亡却远在几十万百姓存亡之上。就是有异见也不能说。再说，国家一乱，别以为改朝换代是革命的啥，得到好处只有少数人，百姓更苦，隋唐更替，三分之二的百姓怎么消失的？
只好说道：“儿臣浅薄，还是父皇教训得对。”
心中又想起了常平仓，特别是隋炀帝，史记在洛阳他储备了可供天下人六十年食用的粮食，这多半夸张了，但足以让洛阳人吃六十年，问题是不大打紧的。为了得到这些粮食，即使杨广时，国家风调雨顺，百姓还饿死了许多人。于是唐朝改成了轻储。
李威也不是真一点用都没有，前世一些知识也许记不住，潜意识还是有一些的。现在知道得更多，也有一些想法。比如常平仓，唐朝也设，规模不大。这也是为不扰民不得不为的。毕竟常平仓存的是新米，到了第二年就是陈米，第三年第四年怎么办？因此经常将陈米籴出，新米籴进或者税进，搬运、存储与损耗，浪费严重。而且每次更换都给了一些小吏机会。
其实说到底，还是国家没有钱。当然，有钱容易，剥削农民了。
李威也想过，隐约地觉得有解决办法，可究竟怎么解决，脑子里又不清楚了。
见到儿子在思考，李治也不打扰，喝着茶看着。
思考了半天，说道：“儿臣还是想不出办法，唯独只有一条，丰年时关中粮食太贱，可使出一部分钱来，在西京籴入，灾年放出。反正西南各坊十分荒僻，开设一些粮仓倒也方便。就着关中，运费又低，又不扰民。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如果连年丰收，也可运向灵武西域，边境的驻军以及马匹同样需要粮草。即使是浪费，丰年国家平安，浪费一些，也是好事。”
“可就是这样，也需许多经济，国库空了。”李治叹了一口气，不用儿子提醒，以前是疏忽了，但现在醒悟过来，各处都在等钱用，能将钱调到储粮上面，没有三两个平安年的恢复，都不大可能。再说，吐蕃野心勃勃，新罗一直不安稳，连南诏各部都不太平，还要征战，征战，就需要粮草，士兵，经济……
“父皇，这是好事，说明父皇爱民。昔日隋炀帝储蓄了几十年的粮食，国库里又有许多钱帛，可百姓过得极苦。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才是治国之道。”
“难能你能记住太宗皇帝这句话。”
“那是儿臣应当记住的，”李威答道。其实心中也不以为然，现在唐朝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国家不应当如此财政窘迫，百姓也不应当过得如此苦。说到底，只是肥了少数人。
想敛财，倒是很简单的，至少李威比王安石能做得更好。比如什么房改，可以变向地引过来，一改商人有钱了，官员有钱了，国家也有钱了，还能增加一些就业机会。至于老百姓会因此背上二十年三十年的债务，任何时代任何国家，老百姓只是愚弄的对象，这时代老百姓更是一朵浮云。而且设银行也似乎不是太难的事，再说百姓流动很低，讨债也容易。人口在缓慢膨胀，城市规模增加……
不过李威知道，也不能说的，这不是正途，正途是增源，增加国家财富的来源，并且使大多数人受益，这才是正道。就是上银行，弄不好成了朝廷的高利贷，让官员为了功绩为了自己的腰包，在下面乱搞一气，百姓只会过得更苦。
这个老子对老百姓还是不错的，去年冬天看到雪灾，赠冻死者帛与棺木，雍同华等州贫困之家，有年十五以下不能存活者，听一切人家收养男女，可驱使，但不得变为奴婢。年底又下诏，任各州百姓往富州就食，拨国库运粮无偿赈灾。这一赈持续到现在没有停下来，国库更空虚了。就是此举，活人无数。
虽然有时候不成见，可不得不承认，父亲算是一个好皇帝。
说了一会儿，李治心情略微好了起来，毕竟儿子还知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没有想的那么糟糕。于是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