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玄有些不悦地说道：“非是为殿下所议两渠，此等之议，臣等绝不会让它通过。”
对名声二字，有的大臣看得淡，比如许敬宗李义府之流，或者所看重的不是李敬玄想的那种名声，只想低调做人，如戴至德、阎立本，还有的大臣同样“急功好利”，比如韦弘机。但有的大臣“自爱羽翼”，比如李敬玄。
将朝廷的钱撒给百姓，会立即同意的，用之于民嘛。可国库只有那么多收入，因此，只好节流。比如裁减皇家用费，比如节约朝廷不需要的支出等等。这类官员大多数是清流官员居多，也是朝堂上的主流。可是让他们为朝廷“挣钱”，一个个会退避三舍，因为是“与民争利”。这种思想冲突，在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最为激烈。但王安石也是不对的，他的种种作为，不是开源，只是转换财富，一开始从富人身上，将钱转移到国库里，后来连老百姓也不放过。守旧大臣又缺少了气度，全盘予以否决。因此成了党争。
这一点，李威再三注意的，夺其利，给其利，也就是双赢。当然，任何一项决议下来，总会有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的利益又受到损害。如开设蕃市与互市，一些有力量走私的商人与一些贪墨官吏，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只能说是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不会受到伤害。还有，对大户人家，大商人，大地主这类“社会精英”，尽量不动或者少动他们的奶酪。
此中个节，就是一个利，因此李威不解释也不提，而是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孙稚否魏孝明帝免盐池税？”
这是一段有名的历史，北魏初对盐税是免税政策的，与唐朝差不多。民间没有得益，却让当地的豪强富户把持盐池，甚至为了哄抬盐价，刻意减少盐的产量。于是北魏调司盐都尉管理食盐，并且征税。然而盐商与富豪在朝堂中的力量很强大，以上古之制的名义，让此项策略再次罢除。然而前度弊复生，再设监盐官。反反复复，国伤民伤。到了大通元年，又有葛荣之乱，雍州刺史肖宝寅据州反叛，薛风贤起兵于正平，薛修义屯兵于河东，分守盐池，攻围蒲坂。孝明帝害怕盐民有变，于是再次下诏免去盐税。长孙稚抗命不遵，并且上了一奏，说明免税政策不适时宜，只是优待了巨商大户，看似朝廷让利于民，实际上民间很难均沾。又因为国用不足，有可能加重多数百姓负担。这篇奏折很有名气，多本史书皆收录其中。
某种意义上来说，与李威想法有许多共鸣之处。一项好的政策，不只是让朝廷受益，让少数人受益，还要让大部分群众受益。不然想谋财，将前世的房改政策搬出来，卖土地就行了。
提及这段历史，李敬玄不能回答。
李威也没有深说，这些大佬们有一大半来自大户名门望族，说深了不大好。又说道：“秋收将了，既然已议新仓，需立即实行。还有，为了防止赋税后再次贪墨勒索，派有司立即受理此类案件，各个关卡只能检查核实货物赋税数量，不得再度勒索。”
唐朝的官员俸禄看似优厚，却远远跟不上宋朝。优厚的只是各个高官，即使这样，有的宰相因为清廉，京城物价昂贵，甚至寄宿于各个寺庙客栈之中。宰相如此，更不要说下面的低层官吏，特别是最底层，象里正与坊正待遇仅是免除各项课役，守关卡的士卒连这个待遇都很难办到，既然是朝廷的灰色地带，贪墨勒索，避免不了的。
审理案件，减少勒索事件。各个关卡盘查核实数量，又防止了蕃市官吏征税时贪墨，减少国家税务收入。还是堵防的消积政策，各种贪墨与勒索，依然不会少，比如刻意滞留货物，或者其他种种。总之，想完全杜绝不大可能，只能说是防一防，比不防好些。
然后到了新渠与募款，李威将昨天与父亲的话，再次说了一遍。
李敬玄立即说道：“殿下，不可。”
不但李敬玄反对，许多朝臣皆不赞成。想法两样，李治也想李家王朝千载万世，可这些大臣更多看重自己的清名，不能再让太子往下面拖了。
李威叹息一声，说道：“不仅是为新渠募捐，官田渐渐减少，连后进功臣都不能实封。百姓却在增加，地主侵并日重，于是朝廷困窘，百姓贫苦。又没有解决之道。其实孤这个主意，依然会使富者更富，不过能稍稍将此祸水东引罢了。”
提及此事，在座的大臣又不能吭声。
李威将画好的世界地图拿了出来，没有敢画圆，因此大西洋不在地图上，更是不标准，然后指着大洋洲说道：“此处天气炎热，气候恰与我朝相反，夏时冷，冬时热。以及其他地方，都有许多地区适宜放牧耕作。上面有一些百姓，可是愚昧落后，都不及南诏各个生僚。地方又极其广大，甚至不亚于我们大唐面积。有本事到哪里开柘去，何必在自己乡里邻居身上盘剥？”
刘审礼道：“殿下，你有没有想过，一旦开了海路，海上波涛汹涌，会有许多百姓以及商贾，会因此丧生？”
“孤怎能不知。然而不开海路，水利之费无法筹集。一年因为漕运，死了多少百姓，想来刘尚书也是清楚的。况且，孤此议只是试开，成功可以再议扩充，失败也可以立即收回。不然要不了多少年，甚至一百年两百年后，因为地少人多，百姓无法生存，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子孙，为葛荣，为张角之流屠杀。”
说到这里，李威顿了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