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清曾经拜读过一本名叫《红与黑》的法国文学巨着，据说就是描写后拿破仑时代法国的社会现象，在这本书的描绘中，如果一个法国平民想在那个时代出人头地，要么需要穿上红色的军装，要么需要穿上黑色的教袍。伟大的法兰西不仅是欧洲军事强国，更是罗马公教的坚实壁垒。没有财产和人脉地位的平民只有用自己的鲜血或者一生精力才能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马赖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想出人头地的法国平民，他出生在拉罗舍尔，法国西部一个靠海的漂亮城市。虽然是农民的儿子，可他并不想像他的兄弟们一样老死在土地上。他费尽心机的进入了神学院，那个时候他已经超过神学院的入学年龄了。他坚持声称自己是受到了主的感召才一定要成为一名神父的，当年的圣女贞德也说在自己蒙主感召，不过她被英国人烧死了。比起法兰西民族女英雄，马赖幸运许多，他感动了神学院的院长，那位主教允许他进入神学院学习。马赖，一个农民的儿子，迎来了扭转自己命运的机会。
就这样，马赖完成了他在神学院的学习，等获得神父资格之后，他被巴黎外方传教会派到了遥远的中国，只有那些没有什么地位和背景的牧师才会被派到中国这片缺乏主之光芒的土地。保守的中国刚刚因为英国人的缘故已经不再是传教士的禁区了。清朝虽然开始任用了汤若望，郎世宁这样的神父，不过他们都是类似伶人的角色，为盛世的四夷来朝做一个点缀。等到了嘉庆帝的时候就明确下达圣旨，要把帝国主义入侵的急先锋，那些传教士们，通通明正典刑，嘉庆道光这对父子柄国的漫长时间里，不管是罗马公教还是东正教亦或者新教各派，中国对所有的基督教关上了大门。
在结束了中国的西南之旅后，马赖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已经不再可能对基督教敞开大门了。欧洲各国对中国的入侵虽然让基督教打破了清朝廷对他的管制政策，但是相应的，基督教已经被当做某种入侵而被主流社会所排斥。马赖认为如果这个趋势不能扭转的话，基督教将不得不使用另外一种手段来传教。利用欧洲各国在东方的强势地位提高教民的地位，用现实的利益来诱惑平民入教。当然，这会让中国社会对基督教更加排斥，或许某一天会在遥远的东方掀起一场宗教战争。
冥冥之中或许真有上帝存在，马赖接触到了拜上帝会。洪秀全的教义在正规神学院毕业的马神父看来属于相当低级的异端，也就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异端水平，基本上算是宗教界的石器时代产物，比起新教各异端派系可以说是差了好几个时代。不过拜上帝会的教义虽然低级，但是它所展现出来的力量让马赖瞠目结舌。清王朝在广西的统治力量在他们面前摧枯拉朽一样彻底崩溃。理论上统治广西大地的最高官员，广西巡抚周天爵被杨秀清以同样的兵力打得丢盔卸甲。马赖似乎看到一股狂潮即将席卷古老的东方，旧的秩序似乎就要崩溃了。
旧秩序的崩溃意味着很多东西，罗马公教的机会似乎就在其中，马赖决定投入到这股洪流之中，这或许意味着危险，但马赖并不在意所谓的危险。当他为了个人地位远渡重洋来到东方之后他就把个人的安全放到脑后了，他所求的，唯有功成名就。
果然来到东方的都是冒险家啊，杨秀清心里赞叹道，华夏并不缺少冒险家的血统，两汉时代的张骞、班超都是最伟大的冒险家之一，相比伊比利亚半岛蛮子在美洲横冲直撞烧杀抢掠的低劣表现，班超可以说是一人可敌大国的伟人。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华夏的冒险家们似乎越来越少了。大概是因为冒险带来的收益太小了。而在欧洲，像葡萄牙这样的小家伙如果不通过探险寻访新大陆的话永远都不可能成长到影响全世界的大国地位。说实话，要不是英国人习惯性的扮演伊比利亚搅屎棍的角色，西班牙没理由不把葡萄牙吃进肚子里去，事实上他们也的确吃进去过一段时间。
对于马赖，杨秀清的态度是比较认可的。从现在的表现来看，马赖几乎就是个单纯的传教士。杨秀清作为一个信奉变异唯物主义的人，发自内心的鄙视各种教徒，就如同他毫无理由的鄙视黑人一样。
和傻子打交道虽然麻烦一点，但是傻子制造出来的麻烦肯定比聪明人制造出来的麻烦要容易解决的多。
“对不起，我不能授予你军官的职务。”杨秀清想都没想就拒绝了马赖的请求，无论从能力还是背景来看，马赖都不太适合作一名军官。他是一个外国人，注定很难获得士兵们的信任和认可，更不用说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军事经验或者受过军事教育了，法兰西的神学院又不是十字军那些大大小小的骑士团。而且马赖也没有什么耀眼的背景，他如果是拿破仑三世的私生子，杨秀清倒不介意授予他一个清贵的军职，那种不负责任和具体事务只要聊天打屁就能把军功混到手的位置。这样没准还能骗到他便宜老子的支持。问题是马赖没有什么耀眼的背景，只不过是无数冒险家里的一员。放到共和国时期，马赖就算是没有政府护照的外国流浪汉，杨秀清赏他碗饭吃就算是仁义了，这货还想当军官，还是哈哈一笑算了吧。
“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书记官的职务，你可以向我的政策提出建议，并且去执行我的某些命令。”杨秀清还是希望自己身边能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