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听了，不置可否，而是神情肃然地望了杨邦乂和仇悆一眼，问道：“我想请问两位大人，乱世之秋，是文能救国，还是武能救国？”
这个问题问得突然，杨邦乂和仇悆有些莫名其妙，却也知道高峰说的就是大宋的当前局势。
只是明知如此，俩人也不敢把话挑明，他们还没有底气搬弄大宋的是非。杨邦乂接道：“文安邦、武定国，二者皆不可少。”
仇悆跟着点头，意思也是同意这个观点。高峰看到这里暗自感叹一声。
这两人都是文人出身，能看到一个国家文武皆不可缺的大形势，而且敢于承认，说明二人心地还是坦诚的，只是大宋朝出现了重文轻武、营养不良的畸形局面，这又说明了什么？
诚然，皇帝对武将的恐惧有历史的原因，所以才会有杯酒释兵权，把武将排挤在一边的事情发生。可这么多年来，国家受到那么多的屈辱，甚至国家形势早已危机，为何就没有一个人提出一个可行的武定国的方案呢？
这事看似简单，实则并不简单，高峰知道，杨邦乂和仇悆二人虽然能说出“文安邦、武定国”的那番话，却不一定能看出来。
大宋朝可以说是自有王朝以来最为民主的社会。没有了武将的干扰，士大夫的地位大幅提高，使得官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士大夫架空了皇帝，皇帝不得不屈从与士大夫的意见。
澶渊之盟是宰相寇准的杰作，他在辽国大举侵宋时，竭力劝阻了宋真宗的意图南逃，又迫他御驾亲征，至澶渊督战。一番较量之下，辽国吃了亏，于是双方议和。真宗却向谈判官曹利用说出底线，一百万岁贡。可是出了宫门，寇准就威胁曹利用说，如果敢超出三十万，就砍了你。
曹利用无奈，只得拼死谈判，终于把银绢岁贡压至三十万，从而签下了有名的澶渊之盟。
寇准是有才德的代表，还有范仲淹、王安石等人也是如此，他们身居高位，忠君爱国、忧国忧民，致力于国计民生，使得国家虽有忧患，却无大碍。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如他们那般无私、高品，数百年浸淫下来的许多文人早已失去了风骨，他们只在乎高人一等的地位，只关心个人的利益是否得到满足，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不过是他们挂在嘴上的说辞，是他们谋取私利、赢取功名利碌的踏板。
他们嘴上说的光明正大，做的却是龌龊之事，他们道貌岸然，却虚伪无耻。
他们为了扬名而爱国，他们为了利益而忠心；他们为了私心而拉帮结派，他们为了目的而不惜手段；他们可以置朝廷的利益而不顾，他们可以视百姓的死活而不管。这是一种变了味的文人风骨，也是大宋惯出来的士人风彩，大宋的文人已走向另一个极端。
一个国家一旦形成习惯，就是皇帝也左右不了局势，士大夫在大宋就是连皇帝也左右不了的一个群体，而其矛盾累积，终于在元佑事件中爆发了。
元佑事件是新党、旧党之争的结果，最终演变成排除异己的意气之争和仇恨之争，在这个过程中，大批的能人志士沦入党争之中无法自拨。这是一次内争，也是一次大伤筋骨的利益之争，损失的不光是文人阶层，更多的是大宋的中坚力量。其导致的结果便是成就了蔡京等贼，使其权倾一朝，擅权愚君，误国误民。
从此以后，文人的风骨走向了末路，他们变成了权利的奴隶，若想让他们再挺起脊梁来建设大宋，已成为笑谈。
一个国家的腐败，首先开始于官僚的腐败，接着是司法的腐败，接着是教育的腐败，最后是军队的腐败。当一个国家的****到了极致的时刻，这个国家也是无药可救，即便是秦始皇复生，汉武帝转世，也是无力回天，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国家灭亡。
文人一枝独大的局面便是军队成了附庸。用你时，让你冲上前，成，功是文人的；败，责是你的。不用你时，你就是臭狗’屎，放在哪里都有人嫌臭。
一枝独大的文人若再腐化堕落，问题将更为严重，对军队的影响更是致命的。本就束手束脚的大宋军队在这帮文人面，根本没有任何抵抗力，眨眼间便从根里腐烂，成了一群无用的摆设。
这就是文人统领下的国家特色，也是国家丧失战斗力的重要原因所在。
当然，若把这些算到文人头上有些勉强的话，那要命的就是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文人总是比武将多出一条考虑，以屈辱换和平。
“内战内行，外战外不行”。这是文人的作派，也是文人的特色，而且发展到一定程度，还会有卑膝投降的一批人出来，这帮文人完全脱掉了底裤，成了敌人的助手。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大宋发展到现在，早已是岌岌可危，没有谁有能力把它支撑起来。武将不行、文人不行、皇帝也不行。
这是一个纷乱的时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更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不破不立，或许只有打破一些旧传统才能建立新秩序，高峰的着眼点就在这上面。
此时此刻，靠武将成不了事，靠文人救不了国，靠朝廷更会走向无底的深渊，高峰只能靠自己。
他不想拯救帝王将相，也不想拯救整个大宋，他只想自保，同时尽量控制事态发展，使民众少些伤亡，多些觉醒。
他的蝴蝶翅膀没有扇动宋江起义的变化，那就说明事态还在预料之中，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