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手中的权力转化为金钱，又如何利用公权力侵占社会资源、谋取个人利益，又如何利用信息的时间差来获取最大的利润，这都是官员需要好好掌握的学问。
最下等的手法就是贪污，证据明确而又难以掩盖，属于早期原始手法，单纯只是帐目审查就难以通过，一旦位子换了人，继任者为了不背这个包袱，撇清自己，难免会出现秋后算帐的情况，作为一种漏洞多多的手段，已经呈现出淘汰的趋势了。
上一层就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就是受贿。直接给钱也好，还是房子汽车等实物也好，或者提供奖学金资助子女留学也好，都有一个无法避免的命门，知情人太多。当然，也有谨慎的官员会小心的在所有对象里挑选有身家、稳重老成、有长期交易可能的来做合作者，并小心翼翼不留下收钱的证据，往往是狡兔三窟，自己家里无论是实物还是存款都显示很正常。这样的当然比那些饥不可食、来着不拒的要稳妥多了，至少没有人多口杂的毛病，名声要好听的多，往往不会在贪腐这个问题上直接翻船，大都是站错队等原因先是确定要让位了，再有人来调查、揭老底，最终一切败露。毕竟只要先怀疑有贪，根据过往的施政统计，得益人是很容易发现的，再根据‘没有免费的午餐’来倒推，行贿人也就是明显的了，再有针对性的深入调查，不难有证据出现，毕竟行贿人往往会设法暗地里保存官员收受自己钱物的明证，以作后手。
所以受贿也是不保险的，即便小心了又小心，一旦不在得势，尤其是有官场死敌得了势，需要理由让自己让位，就很可能出纰漏。究其原因，突破口都在行贿人身上。口供不足为凭，但这些行贿的却往往处心积虑的留下了证据，欲辩无力。所以，受贿难以保证官员和行贿者保持一条心，到底是源于利益的结合，大难临头各自飞，要真正信任是很困难的。
那么，避免这种授人以柄的选择就不多了，受益人最好是自己人，朋友之类也不能尽然放心，只能是亲戚，血缘越近越好。这就出现了许多诸如‘夫妻档’‘父子档’之类的现象，打擦边球，命门安全是好了许多，但名声就不会好了。正所谓是都知道在贪，也知道是从哪里贪，但是实际证据难以找到，没有极强力的背景，升迁是不那么容易的了，虽说乌鸦都是黑的，但是名声臭了总是事实，强行提拔易惹民愤。虽说老百姓的意见不重要，但是对大小诸侯来说，社会稳定、和谐才是硬道理，直接关系到‘上进’的问题，群情激愤的导火索能不牵扯还是不牵扯为好。于是这种官员前途黯淡，即使是安全一些，爱惜名声和试图上进的官员对这种操作手法还是很忌讳的，快到站的反而比较多些。
县长是个聪明人，由一介白丁步入仕途，在家里没有背景的情况下辗转腾挪，站位准确，历时三十年终于也成了一方父母。在仕途上左右逢源，从不轻易出头当枪，所以虽然升迁虽不比劲锐气盛的干将，却也无被当成过河棋子试探而被损失掉的可能，稳妥一道是深得其中精髓的，不求有功先存自身，完全适合平民出身的官员。以时间来评价他是胜利者，眼看着曾经快速从身边超过的现在都一个个跌了下来，而自己却慢而稳当的一步步升至一方诸侯，他对此很满意。他知道背景的薄弱注定了他在仕途上的发展有限，也就不对此抱有很大希望，捞取实惠才是主要的目的，官位不过是一种手段罢了，最终还是要为目的服务的。
县长姓方，名一丰。方一丰出身普通市民家庭，在70年代也赶上了上山下乡的潮流，到云南作了两年的知青，后来伟人谢世，社会转入正轨，方一丰也就回了城，啃书半年考进了大学，毕业后从小办事员作起，一步步到了现在。现在的家庭是大专毕业以后成立的，只有一个女儿，还在读大三。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在云南的两年里，他也有个女人，是上海的知青，最终在劳燕分飞的大环境下两人也各自回乡，断了来往。不过那时候女人已经怀孕7个月了，流产危险程度很高，女知青回去以后就产下了一个儿子，又另组了家庭。因此，这个儿子的家庭生活不令人满意，母亲还好，与继父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恶劣，从小经常受到殴打。结果矛盾在儿子19岁的时候爆发了，儿子杀死继父，在母亲的指点下投奔了生父，当时方一丰还只是常务副县长。
在方一丰的关照下给儿子重取了名字，重做了档案，选取的就是没有亲人的失踪人员资料，方一丰的儿子就这么摇身一变换了个人。也许是上海方面根本不知道那场家庭凶杀的儿子不是亲生的（毕竟算不上是光彩的事，外人也都不清楚），也就没有人到方一丰这里来调查。不过为了谨慎起见，方一丰没有当众认这个儿子，还有就是为了仕途着想也不能漏出风声，所以整个城市里只有父子两人才心知肚明彼此的关系。
方一丰作为一个父亲还是比较称职的，他也对儿子多年来的处境很惭愧，总想去尽力作出补偿。于是在他的关照下，儿子曹辰从一个皮包公司老板到净资产上亿只用了五年，速度另人瞠目结舌。而且方一丰操作的很隐秘，除了有敏感的官员略有怀疑之外，没人知道他跟这个叫曹辰的公司经理认识，更不要说想得到他们是父子关系了。父子两人见面都是趁着方一丰去外地出差或者开会学习的时候让曹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