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北京的左右两翼军队迅速南下的时候，11月28日，北京任命李景林为西南方面军总指挥，叶诲任政治部主任，负责整顿西南方面的军事、政治，同时刘湘被任命为代理四川省省长，中央正规第四师进入四川。同时，左翼郭松龄方面改为华中方面军，为了酬劳阎锡山‘关键时刻’突出的表现，阎锡山被邀请担任陆军总司令，但阎以身体不适宛然拒绝，显然，他是能够识到大体的。右翼方面军计划在12月18日同时在上海和杭州举行入城式，12月10日，周振将军已经正式进入南京，同时担任华东方面军总指挥。而在华东等地的社民党党员纷纷转向公开活动，不过等待他们的不是担任各级政府主管，1925年11月30日，社民党主席李豫民以社民党主席和中央改革委员会主席的双重身份下令南方各地社民党党员，必须组织分批进入新近即将在各地省会城市设立的政治经济管理学校，考核合格之后方能够进入改革委员会下属的各级机构。而在此之前，将只进行机构设立，新的各级政府机构主管依旧是原来在任职于地方的各级官员，但是中央将派出骨干力量先设立学校，学校分属于各地的改革委员会，改革委员会指导各级地方政府进行新的机构设定，而原来的人将留任，如果表现良好，政府将签订合同，时间长短以当事人意愿为准。
很明显，北京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这样做的，他并不急于掌握各级地方政权和打击现有的官僚体系，这样的方案虽然明显的对以往的政治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并非全部废除，在11月下旬和12月初的时间，中央改革委员会实际上代替了内阁的职权，内阁成为了挂名的机构，不过似乎内阁现在唯一能够掌握全权的是外交部，而外交部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关税税则谈判以及领事裁判权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这点我们在1926年三月在巴黎，然后是美国的漫长的谈判中就可以知道，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了准备。
就在郭松龄将军的部队在毫无战斗的情况下——其实在靳云鹗全部被围于许昌，并投降之后，吴佩孚将军已经没有抵抗郭松龄将军的实力了。1925年12月6日，在抵达中国的历史名城襄阳之时，吴佩孚通电下野——下野的意思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就是退休养老，归隐山林原野之间，所以叫做下野。同时吴佩孚决定移居湖北与安徽交界的风景名胜——鸡公山，拒绝了北京让他出来担任陆军总司令的邀请，在吴看来，让对手可怜自己是一种耻辱，所以据说当时吴的表情很不愉快。但是他的谋士黄郛却在吴的劝说下接受北京政府的任命，北京任命他为湖北代理省长兼湖北、湖南改革委员会主任。
而中国的西部，更多的任务似乎是剿匪而不是解除当地地方武装，当地的地方武装跟骑马的土匪有着密切的联系，还有西北各地复杂的宗教问题。虽然西藏是承认中央政府的，但是他并没有发出一个明显的讯号，这个讯号是通电或者派人前往北京都好，只要他能够承认北京政府，尤其是改革委员会的权力，一旦承认改革委员会及它的力量，那么不可避免的在不远的将来，北京必然会改革西藏落后的生产关系。这是现在统治西藏的人不愿意看到的，而且英国人在西藏以及四川西部，云南等地都十分活跃。英国人似乎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的中国，以为一个强大的中国必然会要求废除租借地、这其中包括优良的远东海港——香港，它是大英帝国无敌的舰队在远东必不可少的停泊地。
就在全中国的人民欢呼统一的时候，南方的国民革命政府——此时他的政治领袖是谭延铠，实际上似乎是汪精卫，而掌握军事权力的是蒋介石。1925年9月28日，两广国民政府发表东征方略。蒋中正率军第二次东征，10月9日围攻惠州城，14日攻克。20日起进攻潮、梅，第一纵队于11月4日收复潮汕，7日进占饶平。第三纵队于10月28日占领五华，31日克复兴宁，乘胜肃清梅县、大埔。东江遂告底定。而两广的国民政府在政治和思想上更加接近共产主义，苏联人派了一个军事代表团，并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装备，而两广的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十分炽烈，同时劳动党在广东的影响很大，这让英国人吃了不少苦头（译者注：是指省港大罢工等工农运动），所以北京的统一其实对英国人来说，在防止共产主义思潮上有着不小的好处，虽然北京的改革委员会大量的借鉴了**的做法，可是我研读了他的领袖——李豫民先生的著作，很显然，他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广州的国民政府显然并不纯洁，他被左派的汪精卫、邓演达以及很多劳动党人所影响，显然并不能独立做主。而留在北京的孙文先生的追随者——广州的国民党人称他们为‘西山派’，大约与他们的首领——谢持、孙科等人住在北京政府提供的西山住所有关，他们在北京南苑誓师之时就呼吁两广国民政府军队北上，尽快履行孙先生的遗嘱，为了国家的和平与北京方面夹击吴佩孚将军和孙传芳将军的军队，但是很显然，由于陈炯明将军的进攻，牵制了国民政府。但是两广的实际统治者也未尝希望北京尽快统一全国，这在11月24日上海人大游行之后，两广国民政府在各地实力派纷纷投靠北京之后全无表示。只是由汪精卫先生发表了一通声明，该电称孙先生之革命理想，绝对不容许集权政治出现在中国，而先生之三民主义则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