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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到工作那天傍晚妈妈打长途电话告诉我停薪留职的事办成了，“你们社长说你是个人才，按理说不应该放你走的。但你还年轻，报社方面也希望你趁这个机会多学些东西。”妈妈说得兴高采烈。我告诉她我实际上今天才找到工作，“也是一家报社，新创刊的。”
“那你这一个多月都闲待着吗？”妈妈问。
我说是的，一直在找一直在找，“在深圳找工作并不像当初想得那么容易。”
妈妈沉吟一会儿，说：“如果真的很难，干脆你和小眉就回来算了。还以为你一到深圳就找到事做了呢。”
我笑了：“妈，这很正常，有很多人在深圳待了一年也没找到工作的。我这还算是幸运的。”
妈妈送我四个字：“好自为之”。
五年前我是通过门路进入家乡的日报社的。之前我是一家街道办小工厂的熟练工人，已有两年的工龄了。从一个工人跳跃到一名记者，这里面应该有许多鞠躬自省自强不息蜿蜒曲折的勤奋故事，像海迪姐姐似的一，成为天鹅之后放眼苍生，感怀时代悯人自己托生了个好时辰。
而我不然，从工人到记者也就一个下午的事儿。我父母都是大学教师，他们从前共同的一名爱徒混上了报社的副总编，上任后赶上那次报社向社会大规模招聘记者编辑，他是总负责人。妈妈备些礼品让我到副总编家里走一趟，还捎上我十八岁时在省级日报文艺副刊发表的一首诗作《敦煌故事》。这首诗是我在初二一个自习课上写的，写完数年之后也是托妈妈在省级日报副刊当编辑的学生发表出来。我自己挺喜欢这首诗的结尾：“我要以我的鲜血/渲染你黎明的景色！”这首诗改写了我的命运。
副总编对我的诗作赞赏一番，强调光会写作不行，干记者要有综合素质，包括至少要有一张专科文凭。他当场给我讲了会儿新闻理论，感觉我的悟性还行。待我回家后他打电话给妈妈让我明天去报社找他，妈妈客气地说：“先让他干着，不行的话再让他回工厂。”
我随着各色各样的应聘者一道参加了短暂的培训，之后被分到了社会生活部，与一年前分配至此的大学毕业生李桑田同一间办公室。
一干五年，我从一名蒙懵无知的小工人升华为礼贤下士的小记者，中间有报社的功劳，更有李桑田的培养。对我个人而言，记者很好当，会造个句子写篇作文你就能成为新闻工作者；不会造个句子写篇作文的也能成为新闻工作者，一点儿也不奇怪，我们报社里就大有此类货色——有一老家伙，此生没听说他在报纸上发表过一个汉字，竟以高级编辑之誉光荣引退，想到他我徒生自豪，我至少比他强在发表过诗歌哩。刚到报社时我逢人就点头哈腰叫老师，叫了几年之后就改叫“老刘”、“老张”了。李桑田那时说：“你小子有点狂妄呵。”我说：“这叫成长。”
我屈指算了算，我整整在深圳待了一个月零天之后才找到的工作，实属不易啦。期间，叫冷婷的保险公司业务员打过两次电话给我，希望我能加盟她们的公司，均被我婉言谢绝。第二次通话之后我还真的认真考虑了一个晚上，琢磨着毕竟也是谋生的一种，干什么都一样，弄不好我天生长着根保险的筋以前尚未发觉干上以后能砰然辉煌了呢？我未把想法同老婆讲，只是自己折磨了自己一夜。
冷婷在第二次电话中说加入他们公司的条件很简单：热爱保险工作、有开拓精神、勇于创新、兢兢业业……这是大条件，小条件是标准免冠照两张、身份证、学历、简历复印件各一份、深圳市担保人户口本复印件一份、抵押金八千元……
“如果手续一时凑不全的话，先把八千元交了也行。”冷婷干脆地说。
“别的我倒是都有，就是没有八千块钱。”
“……这样吧，再给你一段时间准备，准备好了及时打电话给我。”
工作是在人才大市场找到的。同往常一样，我将一摞简历交给他们，对方的答复是“等我们电话”。其实这一个月间我也等到了几个要我去面试的电话。但都不是媒体，所以我的出身大打折扣，我只有干记者的经验，这经验对他们来讲是累赘，不实在。他们更需要有“熟悉传媒”的人士，说白了就是在新闻单位熟人多，公司的宣传能通过你借上光在媒体上发点不花钱的宣传稿子；或者要那种所谓精通市场企划的人，这类人一般都得是销售员出身，东投西靠哪里都是他们的天下……人就像耗子，越费劲越往里钻，因为总觉着难钻的洞里面有好玩艺在那摆着。在没工作的时候我根本不想回东北老家，我是只耗子，怎么也能在深圳找个洞——能让我钻进去的洞吧。
这个洞在我递交简历的第二天回电话，让我去面试，是家名叫《资讯服务导报》的小报社，“上午九点半，你坐车到泥岗桥下车就看到了。”带着清淡的四川口音的女文员告诉我，“不要迟到哦。”这样的通知我已听到几回了，多少有些麻木，但往往在你的不经意间，运道就来了。
最近老婆吐得挺厉害的，厉害到我再置若罔闻我就是陈世美一样。有时吃着饭，她涨着脸猛地冲向卫生间；睡着觉，恶梦似的突然坐起，捂着嘴哇哇地到水池边漱口；或者正洗着澡顺势就吐了……
我当然心如刀绞。有时我会故作惊讶地问她：“你怎么啦？”、“到底怎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