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圣反击那天后，慢慢的早朝已经行成了一种新的秩序。总把和新军有关系的事放在最后说。好象大家都意识到，新军真的是一个麻烦的事情，如果一早开始就说新军，那一天早朝的朝议将全是说的新军，有可能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还没有议出一个结果。
前几天就是这样，工部尚书一上朝就开始说新军，在太子俯改建军营的工程师还要他工部关饭。然后一个早朝就围绕着关饭问题说了一个早上，最后还是工部尚书做出了让步，自己关工程师的饭。他不关也没有办法，赵圣那里的饭太贵了，一碗米饭都要十两银子，而一碗的标准居然只有二两米饭。这还只是说的饭，菜钱还得另算。要什么要求，做什么菜，根据要求做菜，再根据菜收钱。这哪是在吃饭，简直是在吃金子么，一年户部才给自己几两银子的活动经费，光让你太子俯关一天三餐就要吃了我工部的半年活动费，太不上算了。
结果那天早朝为了议吃饭的问题就议了一早上。到了下午，赵圣以还要监督修理营房为由，居然请假不来了。而那帮大臣为了其他的事又在朝堂上站了一下午。本来下午的时间只是留一些值班的大臣，有重要事情才通知开个紧急会议什么的，结果被新军的事一唠叨，下午所有大臣还要全员到。
唐辽义过几天发现了在早朝最后议新军的好处。如果在早朝一开始就议论新军的事，赵圣总是能使用他那无赖作风，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利益。当如果将新军的事放在最后议论，那么赵圣就会放弃一些利益，做出一定的妥协。开始他们还不知道，为什么赵圣不愿意将下午的时间用来议论新军，后来他们终于发现，原来赵圣到了下午的时候要到各大酒楼和菜场清算结帐。
有了这样的发现和工部尚书的教训，他们都自觉的将新军的事当成朝议的最后一件事。这样的习惯让大臣们都产生了一些条件反射，当新军开始正式训练后，赵圣急着回去练军，有时会自己提早汇报新军前一天的训练情况。使那些已经习惯把新军的事放在最后议论的大臣，忘记自己还有事情要在早朝上说。
四目进入太子俯的第二天早朝，同样是将关于新军的事当成最后一个议题。今天议论的不是费用、工期等硬件问题，今天主要议论的是参训人员这样核心的问题。毕竟你开再多的条件还是为了练军，如果你要练的人都解决不好，那以后怎么能保证练出合格的军队。
今天说是参训人员，可是在后边的议论中，赵圣已经明显的感觉到，其实今天被议论的主角居然是四目。事情的起因也很怪异，就是因为赵圣没有使用那道特赦领。现在赵圣很庆幸自己在没有用特赦领之后还给了皇帝，要不然他今天还把这事解释半天，然后大臣们议论半天。
唐辽义的论点是，一个有罪之人不能参加新军的训练。对于这点，赵圣表示同意。然后论述的重点就变成，四目到底算不算有罪之人。
唐辽义的观点认为，四目是有罪之人，主要论点在于四目开始是被关押在刑部大牢的，从这点看四目应该算是有罪之人。
反方辩友赵圣认为，四目不是有罪之人，大家不能因为四目曾经居住过刑部大牢就认为四目就是有罪之人，因为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四目是以嫌疑人的身份参加审理的，所以四目不是有罪之人。
正方辩友唐辽义再次论述，他表示他查过四目的个人档案，虽然四目是以嫌疑人的身份参加的审理，但是请他到达审理现场时，使用的是通缉令的方式发送的传票。如果不是一个重罪之人，怎么会以通缉令的形式发送县衙传票呢。
这时反方二辩鲍顺出来论述，发放通缉令是户县知县在滥用职权，经过他对整个案件的审理，最终认为四目是无罪的。
唐辽义问。控诉四目的是什么罪行？
鲍顺对答。四目被控诉罪行是杀人潜逃。
唐辽义又问。杀人潜逃这个罪是大罪，在定罪的时候必然是通过严密的审查才定的。就算四目是被冤枉的，那也不可能在如此快的时间里结案。他还强调，鲍大人是姓鲍，不是姓包。
赵圣对答。既然是被冤枉的，必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关节没有理顺，如果将这个案件的重要关节找到，破案自然是神速的。唐大人不能以案件的复杂程度来判断破案的时间。因为这里还有用功和效率的因素。
唐辽义又说。既然这个案子能这么快的结案，那么太子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要请皇帝特赦呢。如果真的这容易找到这个案件的关节，那请特赦令不是就成了儿戏了么。
赵圣这时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明确表示，自己在这件事上犯了意识上的错误。他说，他开始也是认为四目能被关到刑部大牢，必然是非常重大的案件。可赵圣急于招募训练新军的士兵，才不得不向皇帝请了特赦令。当他了解到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时，他发现其实这个案件已经由鲍大人审理的差不多了，马上就要进入结案阶段了，只是没有对几个关键人物进行细致的审理。
赵圣这招主动承认错误把唐辽义搞的一点不会了，在他看来，赵圣绝对是一根筋的人，他认准的事，就算明知道不可为，赵圣也要去为上一为。得出这个结论的主要依据就是赵圣在没有任何支持的情况下，还坚持要自己当新军的祭酒。虽然通过赵圣的努力，已经解决了如场地银两等问题，但在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