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海汉来说，整个东亚地区都应在未来被纳入治下，而进入东亚地区的主要海上航道，自然也就成为了海汉必须要控制住的关键地域。如苏门答腊岛南北两端巽他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爪哇岛东端的龙目海峡，加里曼丹岛和苏拉威西岛之间的望加锡海峡等等，长远来看这些关键航道的重要性其实都不亚于福建海峡。
以前这些关键航道都被先下手为强的西方殖民武装掌控，但随着海汉实力的日渐壮大，自然也要设法一点一点地将这些地区的控制权收归己有。
海汉的这种主动出击自然也引发了荷兰人和葡萄牙人的不安，虽然名义上他们都是海汉的盟友，但人心隔肚皮，他们也不敢确定海汉在逐步掌控这些地方之后会不会动手驱逐自己，毕竟排除地区内的竞争者就是西方同行最常用的手段。更何况海汉目前的行动已经表明，他们的活动范围可不会止步于这几处海峡，一定还会继续向西扩张。
不过海汉倒是没有他们认为的那样急切，在逐步对这几处重要航道形成控制后，海汉就再次将注意力放回到北边的大陆上。
此时大明南方沿海地区已被海汉蚕食不少，福建也陷入了事实上的分裂状态，再加上山东、浙江两地的沿海已被海汉完全控制，大明的领地正呈现出被迫向内陆收缩的状态。
而大明却已无暇顾及南方局势的恶化，因为北方所承受的军事压力已直接威胁到了京城的安全。与满清的交战越来越频繁，而由此所带来的人员和物资的消耗也非常巨大，尽管近一年多的交战状况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被动，甚至明军有时候还能占到一些便宜，但这种消耗战还是不可避免地迅速抽干了国库里本就不多的银子。
海汉在这个时候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由海汉向大明提供战争贷款，但这些贷款只能用于海汉所产的各种军火装备。而用于获得这些贷款的抵押物，便是目前已被海汉占领的大明沿海各处州府。
海汉的目的已经表现得很明确，便是要找一个合情合理的官方途径来正式接收这些地方。
要筹到足够的军费，要么使用海汉的贷款提案来解决燃眉之急，要么就只能对内发力，从民间加征更多的赋税。但无论用哪一种方案，对大明来说都是极为艰难的选择。
由此在朝廷上引发了极为激烈的争执，兵部和户部都希望能够得到海汉的协助，否则前线部队将难以保持应有的战斗力，若与之为敌只会让当前的形势越发艰难，甚至有可能会出现南北夹攻的局面。
而以言官为代表的一部分官员则是坚称朝廷不应向海汉妥协，认为应该出兵平定南方福广等地的乱局，收回本属于大明的领土。当然了，这个过程中需要大明派遣多少军队，花费多少银子和物资，会有多少人背井离乡，战死沙场，这些言官不知道也不会在乎。
然而局势的变化并没有给大明留出从容应对的时间，很快满清就再次组织了一lún_dà规模攻势，陈兵十万，将战线重新向西推进到山海关下。
迫于无奈之下，崇祯只能强行压制朝堂上的反对声，让杨嗣昌出面与海汉协商，筹措抵御满清所需的军费和作战物资。
1644年秋，杨嗣昌在宁波与石迪文秘密会晤，代表两国达成新的合作协议。海汉将向大明提供总额为一千万两白银的战争贷款，其中八成将以武器装备和各种物资的形式交付给大明，其余部分则由海汉银行提供可以通存通兑的白银支票。
而作为贷款抵押，大明将承认海汉在广东地区的廉州府、雷州府、高州府、肇庆府，浙江宁波府，山东登州府等地的利益，而海汉也将这这些地区继续保留现有的地方官府体系。虽然措辞隐晦，但实际上就是大明已经放弃了对这些地方的统治权，而海汉也很配合地给大明留了几分脸面，没有立刻清除这些地方官府。
表面上来看，似乎是海汉用一千万两白银换了这些地方，但实际上海汉的付出远远没有那么多。价值八百万两的军火物资，海汉从中获得的毛利就差不多有一半了。而这个协议避免了与大明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由此所将节约下来的军费也是很可观的。
这么大片的地方到手之后，海汉通过经营所得到的收入也会远超大明统治时期的赋税，最快一两年内就能把本钱捞回来了。
至于目前被许心素控制的福建地区，并不在此次协议的范围内，只要许心素没有自立政权，海汉就不会过多插手福建的事务。大明要如何处理福建的局面，那就不是海汉执委会需要头疼的问题了。
在得到了海汉提供的帮助后，大明在北方前线的战斗力也有了显著提升。在1644年十一月的一场交战中，大明用秘密运抵山海关前线的两百门火炮部署了一个威力巨大的口袋阵地，一举击溃了试图攻打山海关的清军主力，歼灭清军四千余人，毙伤多名清军将领，取得了抗清战争开始以来少有的一场大捷。
皇太极吃了这个大亏，当然立刻就将清军在战场上的颓势与海汉联系到一起。但海汉并未直接出兵，这也没有违反两国之间的协定，让皇太极是有苦说不出。
于是这个时期呈现出了一种奇怪的局面，海汉在山东大量收购中原物产，其中一部分会跨海运到金州，与满清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而从金州交易回来的关外特产，也会有一部分通过山东、浙江等地流入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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