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韩行仍然是作战处的作战科长，但是这更方便了韩行到各地活动，以军事专家的身份奔赴各地代表八路军的新8旅，指导战争。
新8旅司令部也曾研究了韩行的职务问题，根据韩行的战功，确实提升为副旅长也是应该的，可以申报上级特批。但是韩行的背景又过于复杂，在如此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下，还是缓一缓，观察一下为好。
就在我军整编之际，6月5日，驻开封、新乡、商丘的日军，共有步兵6000余人，骑兵2000余人，汽车160余辆，坦克16辆，向濮阳一带发动攻击。当发现我军主力后，又调集兖州、泰安、徐州、安阳、邯郸的日军二万余人，分12路向清丰、濮阳合击。
冀鲁豫军区部队在杨得志司令员的指挥下，巧妙地跳出敌人的合击圈。
新8旅22团2营奉命从观城一带撤退到朝北与敌人周旋，但大举“扫荡”之敌尾追而来，于6月25日将2营包围于观城与冠县交界的耿楼村。
二营指战员奋勇拼杀，激战7个小时，共击毙日伪军100余人，终于突出重围。但22团政委史钦琛等128名指点员亦英勇牺牲。
日军的这次“扫荡”，使地方武装也受到了打击，刚刚组建不久的朝城支队被敌人冲散，各区武装只好分散游击。日军的一个中队占领了朝城，司令部就设在山西会馆。
退据鲁西南的石友三也学会了齐子修的一套，那就是日军前脚“扫荡”，他接着再来第二次“扫荡”。
在日军的大规模“扫荡”还未结束之时，退据鲁西南的石友三的国民党第39集团军，与日军达成了“互不侵犯、互通情报、互相协助”的密约，纠合鲁西杂牌军二万余人，号称新中央军，于6月28日又对我根据地进行了第二次“扫荡”。
与此同时，为避免和日军误会，石友三对各部发出了密函，把与日军达成的联络办法通知各部队。
那就是，遇驻军接近时，如发生误会，彼此就立即后退，并派人联络说明。如飞机来时，可用白旗在屋顶上铺开，不准射击。各部队不得超界征发粮饷，及有武装部队活动，受匪军压迫时，不受此限。如遇驻军，用识别旗或白旗左右摆动，夜间用手电筒连射连关。
昼夜行军应距其驻地10里为最小限制。在黄河以南行动应在日没前，不得在午后8时左右活动。本军若受匪军压迫，须向驻军以外活动时，就一面活动，一面通知之。已通知各驻军，遇我要派部队时，即随时援助。
什么驻军呀？日军占领下的地方，驻军不就是日军吗！什么飞机呀，共产党八路军恨不能连个军事机场都没有，哪里来的军事飞机呀？那不就是日军的飞机吗！
这些消息早就被潘小安截获，交告诉了韩行。韩行通过秘密渠道，告诉了聊城的军统站赵洪武，叫他迅速通知有门部门。
韩行知道，这个事早晚要被国民党的军事当局知道，也就是蒋委员知晓。就把这个包袱甩给委员长吧。看看他怎样处理这个石友三。
如果他不处理石友三呢，就说明了最起码是39集团军不抗日，还和日本人穿一条裤子。要是处理了石友三呢，那就更好，割去了八路军的一个对手。
石友三及其所部正是按照这些方案实行的，在驻各县日军的支持下，迅速进占了濮阳到朝城一带地区，将司令部安置在濮县巩庄，所属新八军高树勋部驻濮阳东的柳下屯，驻在古云集的是暂编第一师孟昭进部，驻观城的是教导师石友信部。
石友信派第一旅段海州部驻朝城南雷庄、郑庄。
石友三企图以濮范观朝为中心，控制清丰、濮阳以东地区，连接鲁西北和豫北，割断我华北与华中、山东敌后根据的联系。
顽军所到之处，首先抓丁拉夫，挖沟垒墙，拆毁民房，砍伐树木，修建据点碉堡。古云集一带数里的树木被砍伐殆尽，群众凄惨地称之为秃头村。他们强征强要，粮食、衣物、家禽、牲畜无所不要，许多群众被迫逃离外乡。
石友三还委任石友信为冀鲁豫行署主任、孙良诚为鲁西行营主任，建立反动政权组织。
在盘踞区内，实行白色恐怖，散布**谣言，搜捕八路军和地方抗日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打击抗日力量。
同时，他们还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会道门组织，反对共产党八路军，破坏地方抗日活动。
这些会道门是旧中国的一种带有落后迷信色彩的民间团体，他们多以消灾避难、防匪保家为号召组织起来，以信神拜佛等迷信手段和感情拉拢维持内部的团结。
抗战初期，有些会道门曾进行过抗日武装斗争。但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其上层人物经不住日军伪顽的诱惑，遂成为日、伪、顽向革命进攻的工具。再说，其自身的势力有限，必然要依附一方，要不，迟早要灭亡。
受日伪和石友三操纵的会道门主要有快道、龙凤道、明眼道、红枪会，南部的濮阳、范县、观城以快道为主，北部的莘县以红枪会为主。他们以防匪保家为名，对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不拿给养，不让进驻，或作反动宣传，反对抗日活动。
五鬼闹边区的局面，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鲁西北各种反动势力的政治表演。日伪是最凶恶的敌人，必须坚决打击之。对抗战破坏最严重的是国民党的顽军，由着他们捣乱，别说抗日了，对我们的生存都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