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峨见了他，也好像看到了救星一样，对这个会长说：“哟！我以为会长是谁呢？原来这不是柴兄弟吗！多日不见，可好！可好！”
这个柴会长抱了抱拳，客气地说：“托你的福，马.info”
柴会长应付完了王秀峨，又对身边的这个头包红布的大汉说：“少卿啊，我说过你多少次了。对待这些抢粮食的国民党兵，适可而止，不可随便杀人。看看，手重了吧！”
虽然这个叫少卿的大汉比柴会长的年纪还要大，但是对柴会长的话，却是很愿意听，只不过是嘟囔了两句：“见了这些来抢粮的国民党，我心里就有气。这些粮食是咱的命啊！至于这两个人，我又不认识，不过是吓唬他们一下。”
韩行的心里这才松了一口气，说得好听，吓唬一下，我心里是真害怕呀！真要是这个柴会长不来，命能保得住保不住，谁知道呀！
柴会长安排了红枪会给这两个受伤的国民党兵包扎一下，留下武器，叫他们滚蛋。然后对王秀峨笑了笑说：“也没有外人，那就请到家里坐坐呗！”
王秀峨对柴会长却不以为然，不满意地撇了撇嘴，小声说：“你怎么鼓捣起这玩艺来了，装神弄鬼的！？”
柴会长一脸苦笑：“一言难尽啊！”
在去七里铺柴会长家的路上，韩行脑子里在思索着这个柴会长。思索了一阵子，终于想起来了，在鲁西的党员名册里，是有柴龙这样一个地下党员，而且干得还相当的出色。
柴龙生于七里铺村，1937年他才14岁，在聊城卫仓小学读完小学。那一年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又加上聊城发大水。整个聊城泛滥成灾，老师无心教书上课，学生也们都失了学。
1938年11月15日聊城失守，抗日爱国将领范筑先及一批共产党人，爱国青年为国捐躯。聊城失守之前，有一所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干部学校，广大的爱国知识青年在这所学校里学习政治、军事。七里铺村的代洪光也曾在政治干校学习过，他是柴龙的表叔，比柴龙大三岁。
他回到了家乡，从聊城带回了一些进步书籍，如：《社会发展史》、《论持久战》等。柴龙和代洪光是亲戚，又都追求进步，所以经常在他家玩，看他带来的那些进步书籍，听他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所以，柴龙以后走向革命的道路，与代洪光的帮助以及那些进步的书籍是分不开的。
有满腔的抗日救国热情，但不知如何进行抗日救国，这是柴龙和那些热血青年的共同感受。1939年底，代洪光去找游击队，他找到了支队领导管大同。管大同给他谈了如何抗日，还给他带回了委任状，要他回来组织抗日游击队，收编聊西北一带被日本人打垮流窜在当地的散兵、土匪。
代洪光、柴龙几个人商量后就干了起来，可是由于年纪小，没有经验，说话人家根本不相信，更不用说那些散兵会把枪支交给他们了，搞了几天也没有结果。
以后又商量着造武器，截敌人的棉花车，割鬼子的电话线。只有割鬼子的电话线成功了，结果也惹出祸来了。敌人为找割电话线的人，把代洪光的父亲抓了去，后经托人花了很多的钱，才把代洪光的父亲救了出来。
在搞这些革命活动时，柴龙这些人认为是共产党应该干的，但其实这几个人都不是共产党员，可见对党的基本知识根本就不了解。
1940年5月的一天，柴龙打听到离这里不远的堂邑县黄瓜园住有抗日游击队，这个游击队的负责人叫任明，是聊城西北任堤口人，还和代洪光是同学。柴龙和任明取得了联系，任明交给柴龙的任务仍然是搞武器。
以后，亲日派的头子齐子修来了，任明的游击队遭到了日伪军的突然袭击，游击队损失大半。任明带着游击队转移到博平一带，这个时候，柴龙也加入到游击队，编入到四中队。这个时候的斗争是非常残酷的，既要对付日本鬼子，又要对付齐子修的三支队。
一天晚上，任明找柴龙谈话，说：“光有抗日热情是不够的，光有理论经验也是不够的，希望你能从组织上入党。”
柴龙觉得很奇怪，问：“我不早就是共产党了吗，怎么还有组织上入党一说？”
任明就给他讲起了，什么是组织上入党，那就是由介绍人介绍，填写入党申请书，先成为一名预备党员，然后一年后，再转入正式党员。
柴龙这才知道，自己只是办了共产党的事，其实还不算一名党员。柴龙非常急迫地说：“我愿意从组织上入党，你就当我的入党介绍人吧？”
当晚，柴龙就由两名党员介绍，填写了入党申请书，成了一名预备党员，并按时听党课受教育。
1940年底，党派柴龙利用家住七里铺的有利条件，为我们党在鲁西北建立交通站。柴龙回到七里铺后，首先发展了代洪光几个积极分子入党，组织起了七里铺党支部。
环境在恶化，斗争更复杂，交通站的建立，党支部的成立，虽然对日本鬼子、汉奸齐子修有一些打击，但是交通站和党支部时刻处在了危险之中。针对当时的情况，为了贯彻上级“精于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把交通站和党支部搞得更严密一些，也更“灰色”一些，柴龙他们采取了“合法”、“半合法”的斗争。
1941年，他们采取了两个重大措施：一是经过青红帮头子黄金池的介绍，派了一部分同志打入了敌人内部，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