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永堂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小伙子，出身贫寒，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1941年乘着刘仙洲召兵的机会，党派他打入了莘县敌人的内部。
临行前，潘小安告诉他说：“要多拉关系，广交朋友，站稳脚跟，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要用巧妙的办法，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搞统一战线，分化瓦解敌人，争取同情者。不惜一切代价，就是买个队长当，也要掌握军权，从内线配合外线作战，待机拔掉敌人的据点。”
范永堂牢记党的指示，进城后即大力开展工作，新兵训练结束后，他和同为内线的范勤堂被分配到伪一中队当了一等兵和上等兵。在此，范永堂巧遇了小学同学赵缙绅，相殿生，三人谈得十分投机。通过赵相二人介绍，范永堂结识了新民会一个姓相的队长。
范勤堂呢，和一中队的一个班长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范永堂还设法和刘仙洲的侄子刘西洋交上了朋友，拜了把兄弟。有了这层关系，一中队队长付万长对他另眼看待。付万长通过许多事情，看到这个小伙子精明强干，把他提拔为一中队的随从副官，可以在县城内外自由出入。
范永堂利用一中队随从副官和刘西洋拜把兄弟的关系，千方百计接近刘仙洲，多次出入刘仙洲家，为其送东西，办事情，博得了刘仙洲的好感。
一次，刘仙洲带老婆到泰安、济南，点名要范永堂跟随前往。范永堂施展聪明伶俐，办事周到的特长，一路上将其安排照顾得妥妥帖帖，进一步得到了刘仙洲的信任，把范永堂当作心腹看待。
在站稳脚跟的同时，范永堂不定期地和潘小安及时地进行了沟通、汇报。在一个县城外的村庄小茶馆里，身穿便装的范永堂和化装成一个农村教书先生模样的潘小安一边品着茶，一边谈着工作。
范永堂说：“据我了解，刘仙洲的汉奸部队，小队长以上的伪军，绝大部分是跟随刘仙洲从泰安、宁阳来的嫡系骨干，当地人任职的不足二成。基层士兵，六成以上是莘县人。
他们大致可以分成三种情况。一是卖身投靠日寇，坚决**反人民的铁杆汉奸，这种人是少数。第二种是国民党溃逃时遗留的兵痞和一些社会渣滓，这类人中确有一些是顽固的反动分子。三是为生活所迫或被敌人抓来当兵的，这些人占基层官兵的绝大多数。他们一般比较纯朴，是比较容易争取的。”
说完，范永堂拿出了一份名单，交给了潘小安。这是范永堂为首的地下党，把所有的伪军人员，按照左中右三派造出的一个花名册。
潘小安点了点头说：“你准备下一步怎样开展工作？”
范永堂说：“我们准备团结基层官兵，特别是那些穷苦的人，被敌人抓来的人，而分化瓦解刘仙洲的一些嫡系军官。我们准备采用单线联系的方式搞串联，发展党的组织。”
潘小安又补充说：“根据地委和情报部门，在伪军中发展党员四要四不要的原则，希望你们好好掌握。那就是，要出身贫苦的农民或知识分子，要受欺骗而投敌的国民党军官，要民族意识强的伪士兵或军官，要被敌人抓去的党员没有破坏党现在又要求入党的人。
四不要就是，兵痞地痞不要，叛徒不要，敌人特务宪兵不要，有政治背景不要。”
范永堂点了点头说：“记下了。”
范永堂回去后，仔细地考虑了一番，从伪军内部最成熟的关系中，挑选了赵缙绅、相殿生、盛景山、任守中、王德超、任中举等人入党，建立了**地下党支部。范永堂为支部书记，赵缙绅、相殿生为支部委员，形成了一个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坚强堡垒。
在同敌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范永堂所领导的内线人员，多次把敌人活动情报传递出去，使我首脑机关及时掌握了敌人的活动情况，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和蚕食。还利用种种关系，解救我被捕的抗日人员，打击和消灭叛徒。
1942年，他们曾一度开展了以割断敌人电话线为主的对敌斗争。外出执行任务时，把马厂、张屯、十八里铺、赵庄、安头据点的电话线全部割断。这次行动，引起敌人的注意，敌人明查暗访，加紧侦破，特别把重点放在一中队，把参与此次行动的孙小刚抓了起来，捆绑吊打，灌煤油，极端残忍地进行刑讯逼供。
小孙十分坚强，任敌人怎样折磨，始终坚强不屈，最后被敌人活活打死。
对待这个事情，潘小安批评范永堂说：“你们的任务是长期隐蔽，发展力量，等待时机，而不是割敌人的电话线。短期行为，差点破坏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党组织。”
范永堂接受了这次教训，对潘小安说：“我的眼光太短浅了，以后一定要注意，斗争一定要更加巧妙，更有长远目光。”
有一次，**突击队队长刘利泉带队伍出城巡逻，拂晓返回莘县西门，大喊开门。当时城门每晚落锁后必须把钥匙统一交到保安司令部保存。守门的一中队，急忙派人到保安司令部取钥匙。
刘利泉等的不耐烦了，破口大骂：“付万长，你鸟xx哄孩子——不算个玩艺儿。老子出门巡逻容易吗，差点挨了游击队的枪子。你tmd的，耳朵塞了驴毛啦，装聋作哑的，不给老子开门。别看你是个中队长，老子是站着尿泡——不服（扶）你。”
付万长只好耐着性子解释说：“刘队长啊，请你耐着性子等一笔，钥匙不是在保安司令部吗，已经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