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行听了，心里暗自一笑，这是蒋介石又抛出了一个大大的利益绣球，但是自己的工作岗位就在聊城，离开了聊城，混在戴笠手下最多也就是一个处长，且不说信仰不同，混在委员长手下的话，最多也就是个兵团司令，那还得处处听从委员长的。从长远来说，自己的一整套抗日大计那就无从谈起了。
于是，韩行也脚跟一靠，一个立正说：“我的工作岗位是在聊城，聊城虽说是敌后，也可以说那是前线，是埋在日军肚子里的一颗定时炸弹。我一定不辜负委员长的教侮，好好发挥自己的特长，一定叫日本人绝不好受。”
蒋介石听了大为赞赏，拍着韩行的膀子说：“好！好！有志气，有主见，不为名，不为利，就为了我们中国的抗日而战！好！好！很好，那么你现在的军衔是什么？”
韩行报告说：“属下是少校站长。”
蒋介石看了一眼戴笠，然后对韩行说：“从今以后，你就是上校站长了。另外，”蒋介石又从旁边拿过了一把中正剑，亲自给韩行佩戴上，然后亲切地说：“见剑如见人，希望你好自为之，时刻把党的利益放在心上，勇敢杀敌，努力工作，真正实现中山先生的三**义。”
事到如今，韩行也只好立正表态说：“时刻不忘委员长的教侮，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誓不罢修！”
……
在这次的制裁邓仪如、徐培根的事件中，还有一个受益人，那就是赵洪武。赵洪武跟着韩行，那是秃子跟着月亮走――沾光了，他从一个普通的上尉小特务队长提升到了聊城工作站少校副站长。从此，他更认定了韩行这个老大，只要跟着韩行走，那就是高官任做，骏马任骑，一路绿灯，名利双收。
在回聊城的路上，他问韩行：“以后我们聊城工作站的工作重点是什么，是不是还是继续监视张维翰，姚第鸿啊？”
韩行摇了摇头说：“张维翰、姚第鸿已是明的了，还用监视吗！我们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王金祥、齐子修身上。”
“为什么呢？”赵洪武有些不明白地问。
“这还用说吗，你看看长沙飞机场的事件，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现在党国内部的军队、机关的腐败案件，那比***的危hai还要大呀！***现在给我们挡着子弹，留着他们有用处，那内部的腐败案件呢，直接就是帮着日本人了。”
赵洪武琢磨了一会儿说：“高见，高见，实在是高见！有句话怎么说的，那是……那是……那就是高屋建瓴啊！”
就在韩行和赵洪武还没有回到聊城的时候，阳谷县又出事了。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阳谷县境北接聊城，东邻东阿县，西邻莘县，南与河南省台前县、范县接壤。城中有座狮子楼，相传是山东好汉武松为兄报仇在此怒杀西门庆，狮子楼因而名扬四海。自从国民党县长逃跑后抗日县长徐茂里来到了阳谷后，阳谷县的抗日工作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1938年刚过了春节，人们还留在过节的喜庆中，走亲戚的，串朋友的络绎不绝。小伙子、大爷们穿着黑棉被，黑棉裤，黑布鞋，抄着袖子，口袋里可能就装着一挂鞭炮或者是二两烟叶或者是一瓶白酒去找朋友聊天。
为什么是一身黑呢，因为鲁西产棉花，自己织布自己染，冬天就是黑的，夏天连染也不用染就是白的。
大姑娘小媳妇提着篮子，篮子里可能也就装着几个白面馍馍或者枣卷子，或者是几个煮鸡蛋，还有更高级一点儿的，就是一包点心。所谓有点心，也就是一包饼干或者是一包桃酥。纯朴的鲁西人就用这些礼品，来进行着一年复一年的走亲串友活动。
未出嫁讲究点儿的姑娘穿着花衣服，这花衣服是用洋布做的，能穿上这样的花衣服那也就算当时的时髦了，等待出嫁的姑娘吗，总得穿得好一点儿。至于三四十岁的老媳妇，不大讲究了，干脆也就是一身黑。
老头、老太太在太阳底下晒着太阳，龇着黄黄的牙齿看着街上人来人往的热闹。为什么他们不呆在家里，因为街上比家里暖和。没有人能点得起炉子，鲁西的屋门又都是大板门、窗棂子是用找来的报纸糊的，白天屋里比外面不定还冷，所以冬天屋里敞着门进进阳光也是鲁西的一大特点。
快到天黑的时候，突然从县城外进来了一支“社火”的队伍，他们敲锣打鼓，一边走着一边玩耍，吸引了无数的孩童跟着“社火”到处乱跑。县城里哪里见过这样的热闹啊，不一会儿，大姑娘、小媳妇，好瞧稀罕的小伙子，早已围了一个严严实实，都跟着“社火”队伍走着，跑着，跳着，再外面是一圈挤不进去的大爷大婶的老头老太太们。
“社火”的队伍一共有三辆牛车，每一个车上放着一个磨盘，每个车上有一头牛晃晃悠悠地拉着。鲁西黄牛的全身披布，眼睛蒙上，被一个个壮汉牵着，雄纠纠地低着头走着。每个磨盘的眼里插着一根木棒，木棒的头上系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头捆一个铁丝编的牛笼嘴，牛笼嘴里装满木炭和生铁屑块。
木炭早已被引着，随着一声呼喊，每个磨盘三个小伙子分别抓着木棒开始旋转，风乘火势，火借风势，木炭燃烧着呼呼作响，越烧越旺。这时，如果有一个甩炭火的累了，大喊一声，跳出圈外，便有另一个人敏捷地冲入甩木棒的行列。
炭火呼呼地燃烧着，映红了四周围围着的孩子、妇女、老人们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