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千年以前，记者荣光的形象一直在百姓心目中高高挂起。在那时，若有人询问：“你从事什么职业？”如果你回答：“记者！”他一定会羡慕不已，追问：“你一定写过很多文章吧？”如果你接着回答：“那当然。”他此刻多半有两种反应。一：“你真有才，在什么报上能拜读大作，我订阅一份。”他说的是真心话，因为在当时，社会大众多认为，能写文章的人，都是人才，更何况是记者，经常采访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可谓见多识广。第二种反应：“特羡慕你能写文章，我每天都读报，却连报告都写不出来，佩服、佩服！”这也是他的真心话，有的人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辩论起来，巧舌如簧，倘若写起文章，比他流血还难受。
这就是那个年代大众对记者的高度评价，这一评价是一代又一代敬业的记者用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务实的工作态度积累起来的，这才有了无冕之王这一伟大称号，着实来之不易。
而过了千年后，随着媒体“承包制度”的普及和“自负盈亏”的严格要求，承包人开始唯利是图，不仅在记者入职条件上量化宽松起来，甚至在经营之道上道德沦丧，玩起了监督、敲诈的游戏。这样一来，不仅大学生可以做记者，中专生也可以做记者，中学生也可以……只要你有胆量，只要你能完成绩效任务，同样可以混到盖着公司钢戳的“记者证”，方便你今后工作的开展。
一个代表着传播新闻、传播正义的文化机构，雇佣着一批违背新闻道德、违背正义的记者，在全国范围内对各大公司、企业进行舆论监督、伺机敲诈，尤其3.15期间，广撒渔网，肆无忌惮。很多企业一接到记者的电话便胆战心惊，生怕自己的产品有一丁点的冒失，被记者用放大镜查来查去。由此，在企业主心里，便埋下阴影：“3.15，要我命！”就在这样的氛围中，诞生了数不清的假记者，甚至某省份出现了“记者村”，专门以“要人命”为生。
因此，上演了如下的一幕：如果有人问，“你从事什么职业？”如果你回答：“记者”，他可能一眼斜睨：“在啥报啊？”如果你回答：“天人日报”，他可能讽刺一笑：“编内员工还是编外的？”如果你接着回答：“天人日报只有编内员工。”这时他可能会耸肩一笑：“我昨天还和你们《编外版》的记者吃饭了呢！”……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2007年4月，自诩一介书生的张家乐“毕业”了，不谙世事的他，挤进地铁，希望自己能像北京的地铁一样为人所用。
北京的地铁就像耕田的牛，早出晚归。天通苑最早的一班是4：59，末班是24：00，两头披着星辰，强大的运载量传输着半数蚁族们的出行。为此，地铁的辛劳一直受到“铁族”的崇敬，“铁族”们也特给地铁的面子，凡事出门，都心甘情愿地把两块钱献给地铁。
地铁里没听说过交通堵塞，只是在上下班高峰的时候，地铁里的拥挤像是热恋中的男女，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彼此能感受着对方的温度。地铁中的“热恋”是最容易引发矛盾的，因为在对方不需要温暖关怀的时候，你却一厢情愿地把自己湿漉漉的体温奉献出来，这难免会引起守身如玉的女人对你破口大骂。听“铁族”里的人说，骂声越是高且潮的女人，越是穷。
这样的大实话传到地面上的有车族里，会引起他们的嘲笑。在他们看来，互相感受体温的尴尬远不如在地面排着长龙更有面子。
然而这个面子是很恼人的。他们每遇到一个红绿灯都得强忍“宁停三分，不抢一秒”的“交规”，无奈地坐在车里抓耳挠腮，嘴角吐着京骂，无论是学来的还是遗传来的，都异口同声！
大长龙像个蜗牛在蠕动，时间却在飞跑。9：00打卡的时间到了，全勤奖200元没了，可能又要扣20元迟到费，他们心燥不安。更让他们心里难受的，是每踩一次脚的油钱。听说，很多人就是这样排着长龙学着蜗牛走步而练就了一身省油的精湛的车技，可是他们仍旧不停地牢骚，“我的油儿啊！”
等到了单位，车位早已被更有行人早的同事们占据了，仅剩的两个停车位是不能碰的，那是老总专用。无奈，摇摇头，骂咧咧的把车停在了10元/小时的停车场，从这一刻，他们又开始为一天几十块钱的停车费心疼。
这话传到了“铁族”的耳朵里，他们没有嘲笑，而是给有车族出了个主意：“请把车停在红绿灯，那里不收费。”
张家乐不禁一笑，面带春风地走出了玉泉路地铁，来公司报道。
张家乐一千五百元的工资，并没有让他妄自菲薄，他自称是个精神至上的人，文字便是他的精神。他喜欢在电脑前看着字符在屏幕上敲打出来，他说这个动作叫作“叩指情音”；他喜欢拿着小报社的记者名片到处追着财经人物，他管这个工作叫“小狗儿追骨头”。记者这份工作对他来讲再适合不过了，他几乎每天都在电脑前用文字享受着他的快乐，这就是张家乐的追求！
他的追求被编辑部主任杨头儿所赏识，他也不负众望，在周刊的每一期选题上，都能提出一些大的可引起读者热议的观点。
五一劳动节过后，网上突然传来林黛玉的扮演者去世的消息。作为文化、娱乐、产经综合性的一家媒体，自然要担当起新闻报道的社会责任，更要通过新闻报道来实现刊物宣传和增加网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