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当工厂宣布倒闭的时候，我的传呼机被要求上交。这个传呼机是我自己花钱买的，没有花过公家一分钱，为什么要我上交呢？对方的回答是，我们家不但传呼机要上交，而且连电话机和电话线也要上交，说这是抵偿公家的损失的。最后我们只好留下电话线和电话机，这个比我的传呼机更加重要。我只好把我心爱的传呼机上交了，当时我真的很舍不得。我上交了传呼机，没有上交我自己加工的链子，这根被不知道底细的人误解为狗链子的传呼机链子，一直被我收藏着。
来到深|圳之后，我开始不舍得买手机，就算想买也没有钱买。每一个星期，我用磁卡往大哥家里打一次电话。不但是要知道爸爸妈妈的情况，更想听到亲人的声音。在外打工的我，越来越觉得家人的重要，特别是遇到难处的时候，真的好希望家人在身边。当时深|圳街头到处都是公用电话亭，但是都是插卡型的，需要使用者使用磁卡。我打听了好久才知道磁卡就是相当于预交话费的电话卡，而且有些地方可以打折销售。我就去了这个地方，帮老板拉了十个生意，老板送了我一张面值二十元的磁卡。我一星期往家里打一次电话，用了整整一个月才用光这张磁卡。
后来做期货生意有了钱，在大家的鼓动下买了一只二手的手机。虽然手机功能不多，看上去也不是很漂亮，但是价格一点也不便宜。二千二买的手机，一个月就算不打电话也要近二十块的月租费，打一个电话比电话亭的贵很多。但是为了面子，为了有派头，为了家人能随时随地和我联系，我还是买了手机。不过这只手机不光光是我一个人的，也是我们四兄弟和家人联系用的唯一工具。大哥何青当时每一次汇款后，都会和大嫂通一次电话，问问大嫂的病情，家里孩子的学习，还有家里老人们的近况。老二马坤也一个月一次，准时准点的和孤儿院的老师联系，一说起码十几二十分钟。老三李亮也一星期一次，要和家人说上几句话。这只手机成为了我们大家最贵重的一件日用品，也是大家最心爱的东西。只可惜用的时间不长，因为我们有钱后各自又买了一部全新的手机，他被我们几乎遗弃了。
我的新手机是摩托罗拉的，黑色翻盖手机，是当时最流行也是最贵的哪一种。可惜它的使用寿命最短，刚买来不久之后，期货生意大跌，我们的钱几乎全部亏光了。我们没必要使用这么多的手机，也花不起手机的日常费用，所以不久之后我们的手机都卖了。只留下卖不出去的那一部旧手机，但我们企图使用手机的时候，才发现电池用光了不说，而且手机自身也出了问题。我们又回到了没有手机的岁月，又回到了需要买磁卡打电话的日子。
我当上送盒饭的小工之后，老板为了能够及时的找到我，给我配备了一部手机。不过可想而知，老板怎么会对一个小工这么好呢？手机是最老旧的一批，几乎只能拨打，上面的数字键几乎已经看不见分不清楚了，只能靠使用者的记忆拨打或者接听手机。而且老板只提供手机，不提供号码和话费，我只好找到我原来的那张手机卡装上。有了手机之后，老板几乎每天不要命的指挥我，我一天几乎要干十五六个小时的活。无论是买菜、运菜、洗菜、炒菜、装盒、打包、送货、收钱，什么事情我都干过，而且都是样样精通。就这样我的工资不但不高，而且经常被老板用各种名义克扣一部分。
我的第四个手机是一个股民送的，但是他听了我的分析，大胆地做了一笔，不但赚钱了而且找到了一些窍门。为了感激我，为了报答我，这个有一定做事标准的本地人送了我一部全新的手机。虽然这一部手机不是最新最流行的，但是价格也不便宜。我本来不想收下的，但是对方坚决要送我，我只好收下了。
我第五个手机是我三哥李亮送我的，是香|港带来的新手机。本来是配给他自己用的，后来他把这部新手机给了我。这部手机不但小巧可爱，而且带有拍照功能，是当时比较高档的手机。这部手机我用了将近十年，伴随我渡过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
随着我第二次由富翁变成穷光蛋，我的一切都几乎变了，只有这个手机没有变。我依然用它，它永远陪着我。手机里面有两张照片，一张是我和何青老大、李亮老三三个人的合影，还有一张是我和老二马坤的合影。马坤因为期货的事情，彻底和我们断绝了关系，我和他之间只有一张欠条的关系。当初他要我还给他两万元本钱，我只有一万现金，就又打了一张一万元的欠条给他。当我渐渐在股市起步的时候，老马来问我要钱了。我不但爽快地答应了，而且请老大何青暗中帮我拍下了这张照片。老二马坤不把我们当兄弟，可是我忘不了我们四个人打拼的岁月。我要留下这张照片作为留念，希望我们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这个曾经的兄弟。这两张照片不但留在我的手机里，我也复制了几分，大哥何青手里有，老三李亮也有，我手里也有几份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