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火的时候是文化革命刚开始的那两年，那是大字报满天飞的年代，纸张成了最受欢迎的产品，就连那些残次品也成了宝贝，纸厂除了月月超额完成国家的调拨任务外，自销部分的数量也是供不应求，客户是拿着现金提货还得排队，好在是当时工厂没有调价的权利，否则真是要“洛阳纸贵”了。纸厂的好日子过到了20世纪80年代最后几年，形势便急转直下了，随着单轨制的计划经济向计划、市场经济双轨制的转变，这些老企业潜在的问题逐渐浮出了水面；一是设备老化，很多早已折旧完的设备由于无钱更换，仍在维持使用，这就不可避免的影响了产品的质量和产量，纸厂有一台切纸机，竟然是1929年的德国货，原配件几乎全部更换完了，还在作为主要设备使用；二是产品老化，跟不上印刷行业的发展，当时的印刷行业船小好调头，纷纷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这些设备对纸张质量要求的很严，而国内的纸张很难和这些设备配套，一喂进去便卡机，要想生产适用于这些设备的纸张，就必须进口相应的设备，而这些设备动辄几千万美金，对于宏文纸厂这样的老企业，根本是可望不可及的事！三是企业办社会，负担太重，一个三千多人的宏文纸厂，从哺乳室办起，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技工学校、劳动服务公司，应有尽有，都是要花钱的地方，五百多名退休人员，每月退休工资就得好几十万，有人开玩笑的说，国营企业的厂长，去一个小国家当总统，能力都绰绰有余了。再要说当时国企的弊端，那就是吃大锅饭了，“大锅饭”的说法，要追溯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年代了，那个时代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既简单又片面，认为共产同吃就是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殊不知经典的共产主义标准，最后一条就是人们的思想觉悟要大大的提高，于是乎，吃着生产队的大锅饭，没人再去操心田怎么种，肥怎么施，牲口怎么养了，结果是大锅饭吃了才一年，一场自然灾害不期而至，大锅饭里变得清汤寡水，2000多万人饿死的不明不白，到了阴间还存疑共产主义怎么就把自己饿死了呢？悲催的是活着的人明白的不敢明白去说，糊涂的人还在糊涂的做，反映在国企，就是职工仍然抱着大锅饭的饭碗，心安理得地混日子。大锅饭是中华民族的悲哀，自古以来，“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普遍心理，“仇富”发展到“杀富”，于是就演变成一次次社会动乱，再于是，便有人乘着动乱，完成自己的皇帝梦，更朝换代了一次有一次，可老百姓过的仍然是清汤寡水的日子，元朝时大文学家张养浩在散曲《山坡羊潼关怀古》中总结的最经典“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可惜的是百姓们很少有人知道这支曲子，更不会去多想其中的深奥道理了－－－－－－。和所有的国企一样，宏文纸厂的大锅饭也养育了一批懒虫、精虫和蛀虫。3000多人的厂子，光机关大楼里就坐了500多人，其中以工代干的就300多人，还美其名曰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人；每到周三下午的干部政治学习，六楼的会议室里就人满为患，连过道里挤的都是来晚的人；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比比皆是，党委系统本来就有政工处，还要另设一个专案办公室，专门处理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行政系统本来就有质量检验科，上级要求在工厂推行全面质量管理，于是就又成立一个全质办，上级还表扬厂里重视全面质量管理工作，党委的组织科管干部的调配培养，行政的劳资处管工人的调配和工资，说的好听点是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其实是管理人员人不得尽其才，权不得尽其用，遇到疑难点的问题，互相推诿，出了问题又相互指责。其实这也怨不得普通的工作人员，而是从上到下的管理体制造成的，再说白一点，只要你工厂里不设那个机构，准有上级对口部门批评你不重视他们的工作，大帽子一扣，厂里的书记、厂长谁也顶不住。在这样的体制下，出现一大批懒虫，也就不足为奇了，不是不干，而是只能这样干。这种体制的最可怕之处，是造就了一批思想上的懒虫，他们是典型的事务主义者，墨守陈规，不思进取，更不知道创造性工作的含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把一个单位弄得死气沉沉。当然其中也不乏有一些精虫，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想尽一切办法钻进卵子，成就自己的生命，他们对上拍马溜须，刻意奉承，对下官气十足，唯我独尊，对平级的同事，不但是排除异己，而且对只要威胁到自己升迁的人，都要使绊子，下圈套，极尽使坏之心，极尽打击之能。这些精虫历朝历代都不乏其人，他们一旦权到手，便把坏事行，所谓大盗藏于朝就是这个道理。宏文纸厂不久前就出了一件怪事：由于厂子严重亏损，成了省上的亏损大户，市上要调整厂领导班子的说法便流行开来，就在这个时候，宏文纸厂的财务科被盗了，蹊跷的是，放现金的保险柜只有被撬的痕迹却未被撬开，而锁在文件柜中的账本却被丢的乱七八糟，经检查发现，厂子小金库的几册账本不翼而飞了，虽说是公安部门介入了调查，但由于钱财没有损失，也就不再去认真查究了。当时的国有企业，都会有一些计划外收入，也就是非正常生产经营的收入，这些收入，不进入单位的正常财务账，企业普遍把这些收入用来支付特殊的费用，例如国家规定企业的招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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