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国，京城。
高宁宁左手一把绿塑料暖壶，右手一个绿网兜，里边兜着几个摞得整整齐齐泛灰光的不锈钢饭盒，走过涂着绿腰线的走廊，来到楼尽头录音室的门口。
把暖壶一放，打开门，扑面而来一股浑浊的气味——大多是烟味，这帮老烟枪不吞云吐雾就干不了活，生生把录音室的吸音板都给熏成了黄色。
屋里条件简陋，只有条破破烂烂的双人沙发，老候正躺在上面打盹。他身材魁梧，腿伸不开，就拿膝盖窝压住沙发的扶手。
“老候，饭来了。”
高宁宁把网兜往桌上一放，从里面往外拿饭盒，候牧人没搭腔，还躺那接着打盹。
这当儿，刚去洗了把脸的王新波，一边甩着湿漉漉的手一边往里走，“饭来了？我要的炒疙瘩——”
高宁宁一脸嫌弃，“手别乱甩，脏死了。”
“刚洗完手，怎么会脏呢。”王新波强词夺理。这人看着其貌不扬，洗完手乱甩还有点讨厌，可履历上却有着不得不提的一笔。
他曾在1979年，跟一帮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学生组了兔国可考的第一支摇滚乐队“万里马王”，专门翻唱披头士为主的欧美乐队的歌。
通过这件事，证明了两点。
一是文化的种子在学生仔之间最易发芽，外国文化的种子在学外语的学生仔之间最易发芽。
二是一个人的履历辉不辉煌，跟他是不是能好好擦干手没关系。
众所周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兔国的摇滚起步很晚，或者说，流行文化本身起步就很晚。
邓俪君刚摆脱靡靡之音的指责没几年，另一个弯弯来的歌手，名叫苏瑞，有时却写作苏丙的歌手，又带来了跟邓俪君完全不同的听觉体验。
王新波的万里马王，对兔国的摇滚乐来说，充其量只是发了个小芽，连小树苗都没长出来，就随着相对自由的大学生活的结束，成员们纷纷回归人生正道，各谋出路而解散。
只有王新波还干了份跟音乐有关的工作，他先在国营歌舞团搞舞台音响，后来又被调来当录音师。
他的万里马王，没有什么独创性的东西，也没有留下值得一提的作品，随着乐队解散，仅留下这个名字，作为存在过的证明。
这么说也不太准确，应该说，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他们最值得一提的作品。
王新波一直觉得，他们的乐队做出了一个贡献，就是告诉了后边的人，前面有条大家都还没有走过的路，我们听走过这条路的人说，路上的风景很美，所以决定去走走看。
虽然我们也只走了一小段，或许只有十米那么多，但看到的已经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不仅如此，我们还隐约看到了从这条路上透过来的光。
既然有光，就证明这不是一根死胡同。
从网眼里透出来的光和细雨，在万里马王之后，又滋润出了几棵摇滚的小芽。去走这条路的人渐渐变多了，从最开始的十米，走到了一百米和两百米。
一直到今年，有个叫崔建的小伙子，在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唱了一首《一无所有》，喘着粗气一路狂奔，超越了至今以来探索着这条路的人看到的一切。
王新波没有成为冲在台前的英雄，所以他把自己的摇滚梦收在心里，成为了在幕后耕耘工作，替英雄们锻造打磨装备的人。
“又吃炒疙瘩？”候牧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沙发上起来，凑到王新波的饭盒跟前看了看，“天天吃炒疙瘩，录音室一股膻味。”
跟王新波这种大众工人脸不一样，老候外表看着挺气派，尤其一副络腮胡须，艺术家范儿妥妥的，听说小姑娘就爱这一款。
唯有一点可惜，近来老候前额开始脱发，脑门锃亮，显老了。别看一口一个老候，人这会儿也就三十左右。
候牧人1978年考进国营歌舞团，1980年发起了一个国营歌舞团男声四重唱的组建计划，先是改编民歌，其后，又以作曲家的身份崭露头角。
候牧人进团的隔年，王新波搞了大陆第一支摇滚乐队。入行时的流派不一样，仿佛从今往后也不会有什么深入的交集。
结果，老候有一次去看足球比赛，球赛赢了以后，场子里群情激动，大伙儿纷纷冲出体育场，奔向某大大大广场，齐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老候一听，卧槽，兔国的作曲家都死绝了吗？
于是，立志要搞能在这种时候唱的歌，一来二去，撞进摇滚乐怀里，撞进王新波的录音室，成为了把自己的装备拿给王新波锻造打磨的英雄之一。
“明天我就不吃了……换换口儿。”王新波一边往嘴里扒拉炒疙瘩，一边说。
老候懒得接话茬，拿起馒头咬了一口。
“哎，”王新波吃完炒疙瘩，伸过一张飘着膻味的嘴，问他，“曹凭说的那几个来选女歌手的曰本人，这事儿你知道吧？”
“不知道。”老候闷声闷气回了一句，懒得理他那张带着膻味的嘴，继续啃馒头。
曹凭是个小导游，喜欢摇滚乐，自个儿组过乐队，跟崔建关系不错，仗着英语说得挺好，跟一些外国留学生什么的混得挺熟，常从外国人那弄点稀罕的磁带唱盘什么的。
这次，不知道是怎么，跟这几个曰本人搭上线了。
王新波接着嘀咕，“我听曹凭说，他们在搞什么世界女子摇滚音乐节，想从咱们这选几个唱摇滚的女歌手，带去曰本唱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