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如果受罚者无力支付罚金（不局限于走私，任何官方罚款不能支付时，都会这样处理，但受罚者有权根据相关律法向上一级法院申诉，而私人性质的负债则最多强制破产，除非害死人命，否则不予追究。），则会在被没收全部家产后接受为期三年的劳动改造，除非能够证明确实不知情，家庭所有成员都将不能幸免，但不会波及到其他亲友和妇孺老者。也即是说，只要没有牵涉案中，也不在该家庭登记户籍之内的，将不会受到牵连，这个规定也是卫藩百姓逐渐由大家庭向小家庭模式过渡的诱因之一。不过，这些幸运儿得到豁免的劳改期限，则会累计后平摊到同批接受劳改的犯人身上，算是给劳改者一个尊老爱幼的机会......
而对于劳动改造的场所，赵旉还是很开明的，他给出了多种选择：可以到风景别致的雨林里去伐木；可以去美丽的宝岛挖煤；还可以一边享受日光浴、一边在露天矿山锻炼身体；更有难得的机会潜入瑰丽奇幻的海底采集珊瑚等各种宝贝，虽然最后都得上缴......
劳改期间如果表现好，可以缩短期限；但如果表现不好，倒也不会延长期限，而是立即移至其他劳改区，同时内卫对监工开展调查（如果犯人出了意外也是一样），这主要是防止监工虐待盘剥。但劳改场所的转移最多三次，满三次后依然屡教不改的，则直接处死，毕竟现在可是人命如草芥一般的古代，而且也并非是和平时期......
另外，有过犯罪前科的，再次犯罪后将加重处罚，而且诸次累加，到第三次时哪怕只是聚众斗殴之类的罪行，也可能枉送了自己性命。好在，赵旉还规定，犯罪记录不会无限上溯，最多只有十年时间，要不然就未免太严酷了。而且，考虑到有过犯罪前科的人求职不易，卫王府给所有的劳改犯都提供了选修课程，可以有选择地学习一些谋生技能，同时，若期满后一个月内还找不到工作，王府可以代为安排，以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做那些毫无技术含量的力气活（和当初特区一样，卫藩改造农田需要大量劳动力，这方面的工作岗位几乎是无限量的。）。
卫藩的律法体系沿袭自当初的特区，但变化却着实不小。由于赵旉从来都不是法律专家，所以当初他草拟律法时采用了海洋法系的模式，令律法本身具备自我更新完善的功能。赵旉一开始只颁布了三道法令，那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约法三章”，因为无论在哪个时代，“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盗窃要受罚”这三条原则（只是原则，具体事例来看则未必如此......）总是没错的。然后特区一旦出现全新类型的纠纷，则会广泛征集民意（尽管有时赵旉自己的看法更加重要）作出裁决，并将其写入律法之中，作为以后同类案件的审判依据。这么多年下来，律法条文当初不过短短三句话，如今却已经变成了厚厚一叠......
不过，虽然是海洋法系，但由于决定权在赵旉手中，所以其中也掺杂了不少个人色彩。总体上讲，与赵旉记忆中那些西方近现代法律相比，卫藩目前采用的大部分律法都显得过于残酷。但是，现在还是基本上没有人道可言的古代，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依然主宰着这个世界，容不得多少温情。而且，在通讯条件落后的古代，缉拿罪犯的难度要大得多，如果不以严刑峻法震慑奸邪（注1），那必将国无宁日。何况说卫藩律法严酷只是跟近现代西方法律相比，和这个年代各国的律法相比，它还算是心慈手软的......
要想实行严刑峻法而民不怨，就必须尽量公平，历史上诸葛亮治蜀期间，刑法也是很重的，但四川的老百姓却直到一千多年后依然对其追思不已，就正是因为诸葛亮处事公平。而赵旉也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所以虽然南下的最初几年百姓们日子过得并不太好，却也毫无怨言。赵旉不由再次感叹中国的老百姓确实是最容易统治的，而“不患寡而患不均”则更是至理名言。
百姓方面容易摆平，因为他们有失有得，可部属那边就麻烦多了。那些新式教育培育出来的年轻人还好，他们多少有些平等思想，相对来说容易接受一些；可那些旧官吏就不一样了，他们习惯了凌驾于百姓之上的特权，自然开心不起来了。不过，他们毕竟对于赵旉还是敬畏有加的，赵旉又十分注意防微杜渐，再加上内卫的存在（注2），量他们纵有不满，也没那个胆子兴风作浪。
当然，这种依靠个人威望压制的做法只能暂时掩盖矛盾，无助于其彻底解决，比如赵旉记忆中的前南领袖铁托，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例证，他一逝世，国内的各种矛盾一下子就全面爆发开来，令这个国家迅速分崩离析。所以心中有数的赵旉早就已经未雨绸缪。虽然内涵有些不同，但商鞅变法以后的秦国确实可以算是个“以法治国”的例子，赵旉也从中总结出了一些经验。
对于权贵而言，“执法公平”无疑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因为这使得原本只对升斗小民有效的“重刑”如同利斧一样悬在他们头顶。赵旉想要安抚部属们的不满，而又不想改变自己确立的原则，那么就只有在“重罚”的同时予以“厚赏”了......
注1：其实，即使是在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大一统时期，刑法依然是很严酷的，即使宽仁，也只针对士大夫们。要不然的话，中国历史上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