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对调教小萝莉的时光有些留恋，但耶律普速完离开以后，赵旉得以将全部的精力投注于公务之中，已经大见成效的革新也由此进一步深化。由于此前这么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卫藩各项基本制度都已经颇为完善，赵旉现在大多只需要进行一些边角的修补即可，但是随着夷洲的逐渐开发，一个长期以来一直被回避了的问题终于暴露出来，那就是那些与中枢之间通讯不畅的地区应该如何治理？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是一个大陆国家，其九成以上的土地都是直接相连的，而且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核心领土之间并不存在雪山荒漠等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如葱岭、喜马拉雅山脉、“死亡之海”之类。），而且本部十八省之间的距离虽然不短，却也不能和沙俄、大英帝国等历史上名列前茅的庞大帝国相比（其实古代中国面积也不算小，但因为形态方正，又都是相连的大陆领土，所以极限长度就差得远了。），因此中国得以长期采用古代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一统皇帝直辖制度（注1）。
但卫藩目前的领地却被天然地分成了三大块，雷州半岛、海南岛与台湾岛，虽然间距不算很远，海运速度也不逊于甚至是快于陆运（仅限大宗货物），但一旦需要发送急报的时候，却远远无法与陆上的驿站网络相比，而更加快捷的信鸽则更是不能飞越大洋（能够飞越海峡就已经不容易了。）。
在蒸汽机等机械动力出现之前，海船的航行对风力依赖太大，平时还无所谓，一旦出现突发情况就会非常麻烦。至少，若沿用中国大一统以来的习惯，地方上一旦遇到稍大的事件就要请示中枢，那是根本行不通的。如果说，目前卫藩因为只有三大块领地，还可以依靠烽火台等辅助手段予以弥补的话，那么随着卫藩对南海以及太平洋西部诸岛（即所谓的“第一岛弧”）的开发，旧的中央直辖统治模式想要继续维持下去是绝无可能的。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既然中国历史上从无任何管理海洋国家的经验（注2），那赵旉就只能从外国的例子中寻找借鉴了。历史上成功的海洋国家主要有两种统治模式，领主制（含其变种城邦制）与总督制（西方行省制），而由于卫藩目前领地本就狭小，必须尽可能地集中力量，领主制明显不太适合，所以赵旉自然而然地选择了采用总督制。当然，赵旉肯定要对其进行适当变动以适应国情，这是必须的......
其实，虽然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海洋国家，但类似总督制的地方自治制度却的确曾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过。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唐代的节度使制度，虽然它后来成为唐朝灭亡的主要诱因，但在唐朝兴盛的时期，节度使制度确实大大便利了唐军对外的征伐，大唐能够打下有史以来汉人皇朝最大的地盘，节度使制度当居首功。而满清的总督制度（边疆地区则是将军制度，自治程度更高。）则更侧重于防内，也取得了相当明显的效果。
要不然，面对汉回等族（注3）持续不断的起义（虽然康熙以后，主要的抗清力量都被平定，但民间会党的小规模斗志从未停息过，**也爆发过多次大规模暴乱。），人数上劣势明显的旗人光靠拉拢恐吓文人与篡改史料和奴化教育，是不可能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的（而且根据当时的情势分析，若无西方入侵，只怕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长命的大一统皇朝都不是没有可能......）。
虽然总督制度很适合海洋国家，但赵旉并没有急于求成，还是延续了自特区建立以来的“草案——试点——反馈改良——小范围推广——确定框架——全境推广——与时俱进”路线，开始在那几个新建的外海岛屿移民点进行尝试，其后又过了数年时间，适合宋代中国的总督制度才最终得以确定下来。之所以如此谨慎，是因为赵旉并不仅仅满足于统治海岛，而历史上总督制度对大陆帝国的扩张也是很有利的，赵旉希望可以藉此将大宋的版图扩大到史无前例的地步。虽说现在赵旉已经开始鼓吹和平，但只要真的想打，理由总是找得到的......
而实际上即使赵旉不让人编造，理由也会自动冒出来。历史上越南的两大源流——交趾与占婆两国长期不合，动辄兵戎相见，而北边的交趾由于军力的优势，几百年来优势日益明显，而立国更早的占婆则屡战屡败、饱受欺凌，国土也不断遭到蚕食。而更糟的是，占婆王室与官吏失去了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北虏”的信心，而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其他国家的“调停”上......
注1：在中国古代，由于大一统制度对边疆地区管理效率低下的缺陷，除本部十八省以外的其他国土都是不但不能提供税收，反而还得往里面倒贴钱的“负领土”，但由于本部十八省足够富庶，在皇朝强盛时候足以补贴边疆，而获得必要的军事缓冲地带，所以大一统制度依然能够长久维持下去，而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例。这一点与天然的地理限制、尚武民风的消退、农耕方式的变革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决定了中华文明逐渐由开拓转为内敛这一长期趋势，甚至只在秦代的版图基础上便再难有效扩张。
注2：经验没有，教训倒是有的，比如那些还未成为完整国家形态的海商集团，如厦门－台湾的郑氏集团。他们的失败说明：在必要资源不能自给的情况下，大陆的禁海对海洋国家来说是致命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