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赵旉还要求父亲将大宋沿海的所有市舶司都交给他来管理，作为交换条件，卫王府每年会向朝廷上缴两百万贯（石、匹、两）的献金，而且支付类型可以由朝廷指定。并且海军以后也不需要朝廷出一两银子，军饷什么的都由赵旉来想办法解决。
赵构听完后不假思索便立即同意了赵旉的要求，这也难怪，别说是他，就算是那些与赵旉一向关系不好的朝中大臣，也很难抗拒这样优渥的条件。宋室南渡以后，朝廷的财政本来就一直捉衿见肘，这次金军的奇袭与有意识地制造饥荒，又严重破坏了江南地区的经济民生，境况就更加恶劣了。
江南地区早在北宋时期就已经是朝廷最大的税源之一，宋室南渡以后江南地区更是撑起了半壁江山，现在被金人狠狠蹂躏了一通，损失不可谓不大，虽然由于张俊措置得当，饥荒并没有大肆蔓延，可是他带走那么多人口（而且还都是素质相对较高的市民），虽然短期内减小了粮食供应的压力，但长期来看，却严重影响了江南经济的重建。即使是朝野间最乐观的看法，也都认为江南地区的经济要想完全恢复，至少需要五年时间。
而在这五年里，如果朝廷想不出好的办法，除非拿“会子”当草纸来印，不然肯定难以填上那巨额的亏空，而朝廷真敢那样做的话，朝廷发行的纸币“会子”将彻底失去百姓的信赖，以后就是送人，恐怕都没人要了。如果全国上下厉行俭约，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也未必就不能共渡难关，但以大宋官吏贪腐奢靡的传统（有包拯等著名清官的存在，恰恰说明吏治的腐败，明朝初年与解放初期，有谁以清廉闻名全国吗？官吏普遍清廉，大家都差不多，光靠清廉就出不了名了，反倒是贪官特别醒目......），指望他们为百姓带好头，实在是一种奢望。
在这种情况下，大宋朝廷实在是无力支付水军每年两三千万贯的军饷等各项开支，现在赵旉愿意当冤大头，代为支付其中的一大半（海船普遍比内河船只更大，维护也更费钱，而自从金军北退以后，南宋内河的水军裁撤了不少，无论是人数还是船只总排水量都已经比不上海军了。但是花费了巨资的海军，却出现集体渎职的情况，可见很多时候管理比资金充足更重要。），朝廷方面自然是求之不得了。
而市舶司固然是油水更足的衙门，但由于官商勾结，赵构几次想要提高关税都被某些大臣以种种理由阻止，因此大宋朝廷每年从市舶司获得的收益，最高时也没超过两百万贯，这对南宋规模空前的海上贸易量来说，简直就是九牛一毛。现在赵旉愿意每年付给朝廷更多的献金，而且还包揽下了沿海所有市舶司所属官吏和雇工的全部俸禄和部分行政成本（这些开支大部分由市舶司自己解决，但朝廷也会象征性地发一点，现在大宋财政濒临崩溃，自然是能省一点是一点了。），赵构自然难以拒绝。当然，那些依靠市舶司的猫腻牟利的贪官与奸商们肯定会十分不爽，但现在朝廷财政危机已经严重到自身难保的地步，那些虽然身处体制内却较为边缘化的利益团体被朝廷抛弃，也是理所当然的......
朝廷很满意，赵旉更开心，他曾经让人专门调研过，仅仅正常状态下大宋每年海上贸易的净收益就不下于千万两白银（要不然历史上的蒲家以一介官商的身份，竟能养得起一支不逊于大宋官军的强大水师和数万水手了。），而一旦沿海各市舶司的权力全部落入他的手心，卫王府便完全可以依靠垄断攫取数倍于此的超额利润，而且还可以同时磨砺出一支真正纵横七海的无敌舰队。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赵旉那“将太平洋变成我们中国人的内湖”的构想才不再是纯粹的“空中楼阁”，不过在这时的大宋，还没有第二个人能够看得这么长远......
“我的第二个要求，是朝廷要将岭南三路交由我来管理，并将大宋与南洋诸国间的外交事务委托给我。”，赵旉继续说道，相比第一个，这个要求也许更难获得满足，因为对习惯于大一统的中国人来说，出现“国中之国”与外交权分裂，往往是难以容忍的，这年头可还没有“一国两制”呢。
但赵构却几乎一点也没犹豫就接受了，而且还是在误以为赵旉是要将岭南三路划入卫藩领地的前提下。因为赵构一向是很务实的，他看到卫军在实际上已经基本控制了岭南地区，如果硬要赶走他们，就有爆发内战的危险。而朝廷的力量在这次金军入寇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统治秩序也被打乱，在这种情况下，不光是赵构这个皇帝，连那些一贯满口仁义道德的朝臣们也大多不敢铤而走险。另外，赵旉先前说过他并不是放弃重回中枢，只是这几年还会待在南方而已，所以赵旉的要求并不会造成分裂的风险。何况以赵旉对大宋的贡献，就算真的“裂土分茅”，又有谁敢说他没这个资格呢？
而赵旉发现父亲误解后，则连忙予以澄清，他只是想接管岭南三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实践已经在卫藩获得成功的各项改革（相当于新药试验中的“中试”阶段），而不是要扩大自己的领地。另外，他还提出了一个顺便的要求，大宋以“路”（也叫做“道”）作为中枢之下第一级地方行政区的名称，与人们平时走的那个“道路”很容易混淆，不如将“路”改为省，各省的名称也可以尽量精简。赵构听后也觉有理，便下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