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关键的是，赵?无视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法不责众”原则，只要犯了法，不管是多少人，都一样会依法予以惩处。但是，赵?的不近人情却并未如他那些潜在反对者所想的那样激起民变，因为他将其当初在军队中试行并收到不错效果的“十一抽杀律”引入到了法律之中，死罪人数超过一百的，原则上只从其中抽出一百人处死，超过一千的则从其中抽出十分之一处死，这样一来犯罪者往往心存侥幸（中国人的侥幸心理尤其普遍，历史与现实中例子太多，就不多说了。），就很难齐心反抗了
这样一来，律法的打击面便大大扩展了。也正因为这样，虽然放弃那些特殊商品的专营权在短期来看令朝廷损失惨重，但是朝廷却从抄没之中获取了更多的补偿（注结果原本年年借债（指的是提前收取以后的各项税赋）的朝廷很快腰包就鼓了起来。
赵?这种极端的做法自然激起了士人的普遍不满，却得到了平民百姓的普遍支持，因为赵?特别授意法官（制度改革详见后定罪时，对官吏要从严，对商贾要从轻。因为官吏的合法收入是明摆着的，抄家抄出太多无法解释的财产，就足以认定其有罪了，虽然宋代对于官吏的贪腐十分纵容，但那只是潜规则，只要上面真的想以此治罪，他们还真是没法辩解，而百姓一向最恨的就是贪官，对于朝廷此举自然是拍手称快。而如果抄家发现是清官，对于此案还来得及换人复查（赵?制定的执法程序是先抄完家，再与初审结果对照，找不到疑点的话，才能动刑。），这样一来冤假错案出现的几率就不会太大（至少在赵?活着的时候，几乎可以说是杜绝了这种可能性，毕竟还有告密制度在呢，但不是每个统治者都有魄力玩这个的，社会太不稳定可是会亡国的。
商贾就不同了，他们本来就是弱势群体（相对于朝廷、官府和军队来而且又很有钱，是很容易遭人算计构陷的。再说就算商人真的有罪，也是大环境逼的，不然谁愿意行贿啊？何况商人虽然现在地位不高，但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却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一下子惩治太多，也会引起社会动荡，毕竟就算朝廷能够无损地接收他们的财产，也无法保证其进货与销售的渠道也依旧畅通，而赵?虽然不怕社会动荡，但没有哪个统治者会在获利不大（毛大大是价值观异于常人，而且那时年纪也大了，自觉时间紧迫，于是两个理想开始打架，没有分清主次的前提下将整个国家弄得一团糟的。而且“剪羊毛”比起“涸泽而渔”，从长远来看，显然更加划算。因此这几年中全国被处死的不法商人只有二三百人而已，而光是渎职的官吏就足足死了一千多人
但这只是赵?整顿大宋吏治的开始，由于宋代官吏**成风，十个里面能有一个清官就不错了，赵?真要认真起来，只怕没有几个官吏能够幸免于难。即使赵?很开通地只对不能解释其来源的财产超过其正常收入十倍以上的大贪官（当然还包括那些一直与其不对付的清流，如果是真清流，赵?不管是为了给国家留点骨气、还是考虑到影响，都还会放他们一马，但为数更多的伪君子他可不会客气动手，大宋的官场依然掀起了一阵腥风血雨，其中光是翦除秦桧一党（赵?本来还想放秦桧一马的，毕竟他有才而听话，但是秦桧得罪的人实在太多，翦除这一家子可以收揽人心；而且秦桧和他的党羽这些年里也确实捞了不少钱，不抄他们的家对不起自己。但赵?基本上没有株连秦桧的家人，除了其中为恶最大的“铁三角”――秦桧、他老婆王氏和他的养子秦熹的过程中，就有上千人家破人亡。经过一年多的追查和严打，大宋共有超过五千名官员被免职，近两千人被处死，获得赃款三亿多两白银（各种财物折算后的结果，但字画古董价值波动很大，其实收获没那么大，但也足以令赵?两眼放光了。这虽然还远远比不上历史上后世朱元璋的“暴行”，但对大宋的官吏士林来说，却无疑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浩劫，即使是北宋时期的几次党争（如元佑党人案）都比不上（其实总的杀人数未必比那几次多，但杀的基本都是官吏，株连的下人家仆较少，影响大而已。
也由于这一次查抄所得实在过于惊人，即使制度再健全，人的自制力也总是有限的，结果司法与执法部门一下子冒出了好几百个“败类”，但由于有告密制度的存在，这些被金钱迷了心窍的人只是自寻死路而已。不过，这样一来赵?倒是发现自己多了不少坚定的支持者，毕竟在中国告密者一直是受到孤立的（哪怕是向老师打小报告的都会被同学排斥和厌恶。），他们虽然发了财，但除了紧跟赵?，也没有别的出路了。而且因为谁都可能成为告密者，大宋的官吏之间信任大减，历朝以来“官官相护”的现象便一去不复返了，反而是普遍心生猜忌（只限不法的官吏，行得正就不必担心，而在这种高压政策下，清官的数量也越来越多。），这样一来赵?的权力地位反而愈发地稳固了，因此他也愈来愈重视告密制度的应用。
不过，赵?一向敬重有加的虞允文却为此上书劝谏，虽然他也希望大宋吏治澄清，却不希望采取如此激进的方式，而且赵?这样做，等于是在与大宋所有的官吏为敌，现在他威望高，也许能还镇得住，但等他百年以后，依靠暴力逼出来的清廉假象将会立即崩溃，到时候饿极了的官吏会愈发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