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影响最大的，还是帝国宪法的制定、国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以及公民权与大民族这两个概念的提出、和一些与此有关的法律的颁布实行。赵旉现在还有不少事情要做，独裁是最好的途径，因此他自然不会傻乎乎地急着搞君主立宪，所以帝国宪法的第一条就是强调皇权的权威，不过比起历史上那些肆意践踏法律的皇帝，大宋的第一部宪法已经算是十分开明了，至少宪法本身还是至高无上的，即使是皇帝也必须严格遵守，违宪的话必须降罪己诏，情节严重的更是必须下台谢罪，但除宪法以外的其他法律对于皇帝本人则是无效的，而且帝国皇帝每年有三次几乎是无限制的特赦权，仅有违宪的救不了。
大宋的第一部《帝国宪法》放入书架很有中国特色，里面还引用了隋炀帝的名言“非以天下奉一人，乃以一人主天下”，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阐释了皇帝与臣民各自的义务和权利，身为皇帝可以享受相对优裕的生活，但不能穷奢极欲（这一点有相关细则予以保证），但在国家大政方针（只限大政方针，比如与某国进行不死不休的国战，就只有皇帝才有权下令开战和停战，至于和小国搞点摩擦啥的，就不用劳烦皇帝拿主意了。）上他有最高的决定权。不过，若是皇帝违背了全国人民的意愿，他的臣民也可以将其废黜另立新君，具体来说就是国民大会中该决议获得了超过三分之二的支持票（是可投票数的三分之二，而不是投出票数的三分之二，要满足条件其实还是很困难的，毕竟赵旉自己就是皇帝，不会跟自己和子孙后代过不去），便可以立即生效让皇帝下台。
不过，宪法的权威虽大，但条文也不能一成不变，有权提出修宪的只有帝国皇帝和内阁，区别是皇帝可以无条件提出，而内阁则必须先在其内部取得至少三分之二的赞成票。皇帝和内阁向国美大会提出修宪要求后，必须获得绝对多数票（即总票数的一半，而不是投票数的一半。）的赞成才能通过，而且必须逐条讨论。这更是增大了修宪的难度，但若不这样做，宪法的权威便无从谈起了。
说到国民大会，这也是赵旉的创举，与其说它是借鉴了赵旉记忆中西方的议会，还不如说是借鉴的联合国大会。国民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在紧急情况下，皇帝与内阁首相均可以临时召开（是要冒被问责的风险的，如果没什么大事的话，首相要下台，皇帝也要被国民大会表决一下退位与否。），代表总人数为三百六十人，分别来自于六个不同的人群，包括学者、小生产者、工人、产业主、军人和官吏六大阶层，每个阶层的代表人数均为六十人，以体现公平公正（哪里公平了？）的原则。其中前四个阶层都必须是平民身份，不能在官府和军队里任职，军人阶层也只限于校官以下的基层官兵，高级将领则被归入官吏之中。
如果要细究的话，学者包括科技工作者与有影响的文人（如文学家、艺术家之类），但是必须是靠自己的本事混饭吃才行，不能有自己的产业，不管是工厂还是农田，只要有雇佣劳动（家政服务不在其中，以后不再赘述。）存在，不管该学者在学术方面的贡献多大，他也不能再被归入学者之中，而只能以产业主的身份出现在国民大会当中。教师等受雇于政府的职业（即现实中的所谓“事业单位”雇员）也属于此类，但只占有其中的十五个席位，毕竟他们各方面都不能与那些知识界的精英（公认的文化界精英只要没有自己的产业，就都算是学者身份，哪怕他的职业是教师或者中央银行的职员。）相比。
小生产者阶层主要包括小本经营的自耕农、渔民、牧民和个体工商户，不能雇人，也不能受雇于人，临时工除外，但工作时长（不管是自己雇人还是受雇于人）不得超过平均每天一时辰，只计算前一年的数据。雇人劳动的就不再是小生产者身份，而会被归入产业主阶层，至于受雇于人的，则归入工人阶层。
工人不仅仅指那些工厂里的劳动者，准确地说，称其为雇员也许更加准确，因为在农场、牧场接受雇佣工作、甚至是家政服务者（家奴无人权，只包括自由民。）也都算在工人阶层里面。工人阶层又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群体受雇者，二是个体受雇者。前者从事的工作是一个人无法完成的，必须与同事进行协作，在较大的单位如工厂、农场等等工作的均属此类，后者所从事的工作则都是一个人便可以完成的，至少不需要彼此协作，如小商店的营业员、家政工作者等等。在工人阶层分到的六十个席位中，群体受雇者占据了四十五个，而个体受雇者则只占据了十五个。这是因为赵旉考虑到产业工人服从性好、富于纪律性与牺牲精神，是民族的脊梁，而那些个体工作者则往往比较自私自利，不太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心上（其实主要是因为他们走到哪儿都不愁饭吃），虽然也要给他们参政议政的机会，却不能让他们的思想成为主流。
产业主拥有其必须的生产资料，这是与其他几个阶层本质的不同。而随着股份制的逐渐盛行，股东的阶层判定也被特别提了出来，只要其所持有股份的总市值超过了他过去十年的工作收入总和，则不管他是什么职业，都会被当成是产业主来处理。至于工作年限不到十年的，则基本上不太可能有成为国民代表的资格，因为想要成为国民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