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乡试之前一天抵达乡学，只是为了让诸学子熟悉一下环境而已。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科举制度也变得成熟了起来，现在的科举内容主要有三大内容，一为经义，二为策论，三为诗赋。
义者，理也，本其理而疏之，亦谓之义，经义在科举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一个儒士参加科举必须过的一关。
所谓之经义，于汉之时，不仅仅是经书上的若干教条，而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是衡量政治措施是否得当的标准。
不过汉朝国运衰落乃至灭亡之后，经过几百年发展，经义也有了两种含义，一种介绍礼仪制度的来龙去脉及意义，若《礼记》所载《冠义》、《祭义》、《射义》；另外一种，便泛指儒家经典的典籍。
现在的科举之中的经义，则主要考核经书上的内容，至于询问时务、评古论今、议往来百家学派，则是策论考的内容了。在汉朝以及魏晋初始之时的科举之中，策论和经义其实是一起的，只不过后来被细化了而已。
简而言之，经义和策论考核的侧重点不同，至于诗赋，完全就是个人才华展示的平台了。
一个书生若想参加科考，策论可以不好，诗赋可以不行，毕竟这两项与个人眼界以及才华有关，但是必须熟知经义。
毕竟在策论和诗赋上惊才艳艳的儒士，还是比较少的，而一般熟知经义的儒士，占据了读书人之中绝大一部分。
初始之时，科举制度先帖经，就是先做一些儒家经典的填空题，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道，答时务策三道。
后来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这些考核内容或得到新的诠释，或和其他内容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现在的经义、策论以及诗赋三大内容。
从乡试，到随后的府试，甚至再之后的会试和殿试，基本上都是考核这三方面的内容，只不过难度增加了而已。
乡试之中，考核《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称之为五经，而府试则考核《易》、《书》、《诗》、《春秋》、《礼记》、《仪礼》、《周礼》、《论语》、《孟子》九经。
乡试仅试本经，府试兼经大义。
也就是说，乡试完全考核应试者对经文及注疏的记诵功夫，所以一般人即便是天赋不假，只要读上十几二十年书，考上一个秀才还是有可能的。
至于府试之中，则增加了另外一些内容，所谓大义，是先列出注疏之意，次引诸家异说，最后断以己意，也就是说，考生在答题时也需将背记的内容加以组织，并不能照抄经书了事。
引先儒不同的解释，最后须应试者自己判断经文的意义，这就提升了科考的难度。
这里的先儒，可不止指的孔孟这样的圣人，还有国朝数百年出现的大儒，每个人对儒家经典有着不同的理解，所以有派别之分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因此形成各种流派，也自是应有之理。
正是因为如此，府试难度比之乡试要难上许多，举人可不是那么好考的。
至于随后的会试，其实是难度最大的一场，毕竟经过会试之后，学子们便可以参加殿试了，而殿试因为是国朝诸多大儒和皇帝当场测试，所以必须筛选出最为优秀的学子，不然是无法让国朝大儒认可的。
因此，会试内容反而比殿试要难上很多，考核的内容已经不止之前的五经、九经，一共考核先贤煌煌著作一十四部，《易》、《书》、《诗》、《春秋》、《礼记》、《仪礼》、《周礼》、《论语》、《孟子》、《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中庸》，外加魏晋之后十部大儒经义注释，一共二十四部。
此外，因为魏晋之后百家合流，所以会试之中还不时会出一些来自百家的冷僻题目，所以会试才是科考诸场之中难度最大的，没有之一。
大周王朝分为三大学道，江南学道二十五府，中原学道三十府，西北学道十八府，每年参加科考学子至少数十万，而每三年会试的贡士，不过五百名，进士只有可怜的一百名。
至于举人，每年都保持在六千左右，每三年大概两万名参加会试，这样的淘汰率，一般选出来的学子都是有真材实料的。
别看数字这么大，但是平均到各个府，每个府每年录取的举人数量，还不足百人。
姜尚离走到丁区十七号考房面前，上面贴了一个小纸条，写着“江南学道登州学府阳城县稽原乡学子姜尚离”，下方还盖有“稽原乡学正”的大印。
足足看了三遍，查核无误后，姜尚离这才走进了考房。
考房里面有一个床铺，至于外面则是考试用的桌子，正对通道，以便学正来回巡视。
姜尚离将篮子之中的吃食拿了出来，放在了床铺头，然后便抄起篮子底部放的书，坐在考桌上面，默默看了起来。
旁边，已经有学子在高声读起了书，今日并不禁读书，哪怕是明日，也不禁读书，只要不是在考试过程中看书，谁管呢？包括吃食，乡学也是会提供的，但是偏偏有学子愿意从家中带来吃食，科举也是不禁的。
还有科考用的笔墨纸砚，全是由乡学提供，但是一些学子嫌弃这些东西质量不好，除却科考答卷纸以外，包括草纸、笔砚墨水，都是从家中带来的。
这样的学子，也不是没有，比如李荣，不过国朝科考，并不禁这些。